一
《今天》杂志第二期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2月26日。从这一期起，杂志以天蓝色的封面面世。民主墙的所有民刊，封面都是黑色或者红色单色油印，唯独《今天》是铅印的。颜色亮丽、印刷精美的《今天》独领风骚，一时间洛阳纸贵。
记得联系印刷封面是一天上午，我带着北岛和芒克到和我家相隔一条马路的煤碳部宿舍大院，去找我大学同班同学刘翠霄，她和部里的叔叔伯伯都熟，答应带着我们去找印刷厂厂长碰碰运气。
印刷在中国一直属于特种行业，需要单位开证明信。在那个年代，办许多事都要证明信，比如出差住旅馆，没有单位证明没人敢接待。如果是一男一女，还得出示结婚证，否则就有被当成流氓抓到派出所的危险。这个规矩一直延用到1990年代。当时为了得到这个证明，我在前期做了许多铺垫。我那时是系学生会的干部，与系里管行政的老师熟，办公室龙姓主任刚从外地调来不久，正在为没有煤气罐发愁，而我家正好有一个闲着，便巴巴结结地用自行车驮着送到他住的筒子楼。煤气罐在那时可不是小物件，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之后不久，便请他开印刷证明，理由是中文系学生会的刊物《初航》要到校外的印刷厂印封面。别看我已见过了两年大牢的世面，可那天还是特紧张。《初航》的封面在校办厂印，我怕他追问为什么突然又要送到校外；二是如果他把刊物的名称写上，这个证明就等于白开。幸好，有惊无险，证明终于到手，事情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怕印厂看出破绽，去之前我从家里偷着拿了父亲一瓶“汾酒”和亲戚从上海带来的一包糖块，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算是拿得出手的体面东西，足以麻痹厂长，让他对于刊物的名称失去敏感。
不知是糖和酒的作用，还是因为有熟人介绍，总之，制版、印刷、工期和价钱谈得非常顺利。大功告成已经过了中午吃饭时间。那时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4块，北岛和芒克泡病号不上班，我们谁都没钱下饭馆。于是，把他俩带到我家去吃午饭，我翻遍了柜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蒸了三根小手指粗细的香肠，这顿饭菜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记得印刷费是多少钱，也不记得隔了几天。总之，是我、芒克和刘念春三人到印厂，把印好的两千张封面用肩膀扛了回来。
以后的事情全靠赵一凡。在官方刊物中，最早发表《今天》作品的是《安徽文学》，曾经有一期还开了民刊专栏。当时的主编是诗人江流，他是赵一凡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春天，江流先生来北京，经一凡引荐我们和他见面。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一位慈祥长者，对年轻人特别友好。江流回合肥不久，便把他安排印刷的第二批封面很快就托运到了北京，好像是五千张，算是赞助，没要一分钱。
两年后《今天》停刊。曹思源和陈彬彬结婚没有煤气罐，于是又用自行车从北师大驮回来。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地道，用不着别人了就翻脸。
整个过程潜规则我们运用得相当熟练，且恰到好处。“组织上”绝对没想到，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如此狡猾，居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手。此后我们两次开朗诵会时用的扩音器设备，也是我用这种“正义的谎言”，打着学生会要搞活动的名义借出来的。
二
30年后的2008年，四五月间北岛就开始张罗创刊纪念。除了准备在香港举办的研讨会、朗诵会，在徐小平的建议下，决定重印当年出版的老《今天》。
北岛近期有回忆文章：“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
作为创始人之一，黄锐是当年蓝色封面的设计者，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如今是北京798艺术区重要的策划人。他的设计工作室里坐着的是金发碧眼的法国人，来来往往说着日语、英语、法语，做的是“迪奥”这种国际大品牌。以这样的背景和实力，为30周年纪念活动的出版物做设计自然是非他莫属。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化”了的黄锐同时也是大忙人，展览应接不暇，从上海办到意大利，从北京办到东京，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我是作为黄锐的助手进入这一工作的。因为前期迟迟不能确定方案，拖着拖着就只剩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眼看着期限一天天临近，而设计始终不见眉目，我便毅然喧宾夺主，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包大揽，用黄锐的话说，叫作“外行领导内行”。
复刻版当然要尽可能原还，还原的依据是当年的老版杂志。
我先是决定忍痛拆掉老鄂提供的全套杂志，一页一页扫描。打样试验的结果是：如果按黑白的扫描，出来的效果一定不可能“旧”；如果按彩色的扫描，发黄的效果有，但彩色印刷不但价格贵，而且纸张不可能太薄，完全没了原来的味道。在山重水复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工艺，号称是纸板印刷，一个版可以印一千印，正适合我们的条件，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另一个难题是纸张。现在的印刷品普遍奢侈，想做得多么豪华都不难，但找到当年那种简陋的纸张反而很难。好容易听说有一家有50克重的书写纸，辗转打了许多电话，对方说是在纸厂定做的。批量太小时间又紧，定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托朋友去说情，硬从别人定的纸中克扣下了一部分。
接下来是设计包装。包装是“表”，但不能与“里”脱节，要表里一致。我的原则是：精装要尽可能精致，却不能商业味十足；简装要尽可能简朴，却不能简陋到不艺术。当年在文学和艺术上被视为先锋与现代的“今天”一族，30年之后，既不该走入时尚，也不能显得落伍。这并不是好把握的分寸。
北京的设计师中，我欣赏蒋艳，因为她一贯的从容。如果整天被定单搞得焦头烂额，其艺术的敏感与空灵势必会被损耗掉。而蒋艳不管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懂得留白，讲究节奏。果然，复刻版精简两种包装，思路与结构，材料与工艺，都不落俗套，在香港一亮相便得到了认可。说实话，此前我一直忐忑着。新、老《今天》的人，和试图收藏《今天》的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一个个眼光毒着呢。
另一本是当年老《今天》所有内容的印刷版，被我称之为“蓝书”。封面、封套，连内文的文字都是蓝色的，风格雅致而简练。600页的书，上百万字，是老鄂积数年之功，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的。那些手工刻在蜡纸上、用手动油印机印出来的文字多么难以辨认呀！如果看过当年的杂志才会知道编校出来有多么难。
活儿干得很苦。想做得好，还得快，并且少花钱。其实我并不清楚现在《今天》的家底，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挖空了心思地省钱？最终，因为种种纠集，疏忽了一些环节，本来很精美的纪念集出了不少错，让我这个老编辑感到无地自容。
三
外界都说《今天》是个传奇。
的确，它在民主墙时期诞生的刊物中影响力最大；它的作品传播最广；它的作者知名度最高。如果研究《今天》的历史，这些可以算作是正史。而《今天》的另一些故事，比这些传奇并不逊色。
《今天》发起并成功地组织了1949年之后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公开的、和平的、没有和官方发生冲突的游行。它发生在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途经长安街，目的地是北京市政府。
《今天》居然有自己的编辑部。房子虽然很小，也很破旧，但却是专用的。供我们日夜在那里高谈阔论，在那里接待像是来朝圣一样的读者——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了杂志的作者，顾城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后他抱得大名，再以后，他因为诗歌以外的原因被更多人谈论。而当年提供编辑部的主人刘念春，如今已经流亡美国十几年。
《今天》还有文学沙龙的专用场地，用不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许多重大事件是在那里讨论，比如“星星美展”的游行、杂志停刊，改为“今天文学研究会”的决定等等，《今天》历史上的“遵义会议”都在那里召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那里一直是京城“牛鬼蛇神”出没的地方，早期的民运分子，文学青年，大学生，时髦的都市青年，艺术家，外国使团的文化官员，外国记者，来访的外国作家，诗人，安全局的密探……而无私地敞开他的房门和心胸、被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个绅士的赵南，流亡日本已经20年。
最不可思议的是，不知道北岛怎么能修来这么大的福。《今天》之前，有赵一凡这么有远见的人帮他保存诗稿，而那些诗稿跟随赵一凡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居然奇迹般地得以返还，让北岛一开始就有了足够的稿源；《今天》之后，有老鄂这么敬业的管家，虽然身边围着芒克这样的酒鬼，却能把五毛钱一本卖杂志得来的钱，管理得够用还能有结余。
老鄂的家里存着由赵一凡用复写纸整理誊抄的读者来信和那些信件的原件，存着当年手工插图用的锌版，全套完整的老《今天》杂志、丛书，还有30年前随手写下的任意一张纸片。我也曾经有过全套杂志，但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少得不明不白，根本说不清去向。封面的铅印版是我从印刷厂拿回来的，最初，起码到八十年代中期还在我家的书柜里放着，以后就找不到了，沮丧得我从来不想提起。可为了这次编书，老鄂竟然从他家拿了出来。放在我家里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他手里？可见，守住这些家底谈何容易。
《今天》有一个完整的团队。从一本杂志的角度看，核心人物当然是作者；但是从一个编辑部的角度看，核心人物则是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沉甸甸的，难怪后来者甘琦不断地感叹：“你们《今天》太神奇了！”我相信，没有这些人，北岛仍然办《今天》，诗人们仍然写诗，画家们依然画画。但是彼《今天》就不是此《今天》了。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彼《今天》是否一定比此《今天》更加逊色或者更加灿烂。
30年后，《今天》依然存在。复刊的二十年来，它一期不落地按时出版，主编从始至终不变，影响力在一代一代年青人中伸延。10周年，20周年，它仍然有如此的感召力，把已经头发花白的男男女女们聚在一块。一个人，需要怎样的韧性与信念才能把这条漫长的路走到今天？
四
我在这样一种观照中形成了编辑30周年纪念集的思路。
第一章“从创刊到停刊”：讲述了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12月两年间发生的事件，每个事件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构成；第二章“作家与作品”：介绍了大部分作者极其代表作，这是果实，也是种子，在另一个历史的轮回中开花；第三章“幕后群体”：不为人知的真正元老、被忽略的工作人员，给过道义支持的文坛老者，他们是《今天》得以成长的泥土；第四章“海外复刊”：虽然它与“蓝色时期”的《今天》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调，但是，一个“小杂志”，在海外生存二十年，与初创时的两年，其艰难与意义实在是无法作简单比较。
在这样的编排中，我对于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解读：《今天》——不仅是北岛；《今天》——不仅是诗歌；《今天》——不仅是文学。我们尽可以以它为骄傲，但必须知道骄傲的理由何在。
编辑的过程也让我清醒地看到，像所有历史事件一样，“蓝色时期”的《今天》已经完成了它所诉诸的历史使命。承认这一点，才会对“彩色时期”的《今天》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所有这一切思绪与感慨，都让我觉得为创刊30周年纪念而焦灼而辛苦的值得。因为这不是一场光鲜的仪式，而是承载了许多人一生仅有一个的三十年。眼看几种书都下了厂，想到能如期运到香港，感到无比欣慰。然而，一个小插曲的出现，却使我深感遗憾，使本该获得的成就感也大打折扣。
有人看到了在香港设计的电子版的现场说明书，因为对排序和所占的篇幅感到不满而取消了香港之行。这不满本来并不是针对我，但我却分明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这像是对我、对老鄂的一种嘲讽——当有人在可笑地计较排序、计较自己所占有的篇幅时，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像当年一样全情投入？
是什么东西纵容了这种情绪？多年以来，类似的恩恩怨怨似乎一直没有间断。在编第二章“作家与作品”的时候，我自己就曾经为了谁在前谁在后有过踌躇，生怕有谁因为排序而不满。我猛然意识到，我的踌躇与这种计较有共同的来由，只不过一个是为自己权衡，一个是为别人权衡。它像是一块疤，一个污点，宿命一样嵌在那里，提示我们看到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弱点。
也许我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灯光已经熄灭，大幕已经关闭，演出已经结束。每个人都已经走上新的舞台。另一场戏将会有另外的道具、布景与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