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前所述，我最初是以“帮工”的身份去76号凑热闹的，所以对76号的最初印象不可能带有一般文学爱好者的那种“朝圣”心理，也没有我的其他朋友们所经历过的类似地下工作者接头般的神秘感，因为此时《今天》的活动已完全公开化了。多年以后，重读人们对76号的种种描述，感觉到越来越像一张渐渐变得模糊的老照片，惟有天津张小海那封来信，每次展读，76号的当年便清晰地跃然纸上，那感觉不是我能写出来的。这封信写成一篇散文，题目《讶》，署名：肖海。我曾把它编入《今天》十周年纪念册，但当时油印条件所限，字迹模糊不清，无法卒读，现再次将其剪贴如下：
讶
淋着五月强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又踏上了北京的大街。今天我回来了，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乘卡车时坐麻了的双脚，沿着宽阔的长街向汽车站走去。不，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我和Ｂ君还是初次见面，虽然他的诗歌、小说好久以来，深深地打动着我的灵魂。和我想象中的Ｂ君一样：修长的身材，清秀但有些衰弱。眼角和鼻翼布撒了一些细碎的皱纹，显得苍白而深沉。一双与面貌不相称的手，结实、粗糙，紧握时一股凉意把含蓄的情感透入我的心中。没有热烈的言辞，也不用庸俗的客套，却有一种魅力牢牢地抓住了我——信赖！我即刻被打动了。
在Ｂ君的引领下，我来到尽人皆知的《今天》编辑部，所有不同角度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公开地址。但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一种神秘的感觉――就像童年去参加小学招生考试时那样――莫名其妙地安慰自己：“不要紧……”
下午时分非常安静的小街，几乎没有行人。在这街上的那个大杂院，少说也住有十几户人家。烈日当空的白天却静得像深夜似的。一个老妇人坐在阴影里剥着蒜苔（蒜薹），那青绿的梗子折断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鼓。
这是北京最普通的四合院。拥挤着低矮的随意搭建起来的住房、厨户及盛杂物的小篷（棚），形成了狭窄的小巷。三步右拐、两步左拐，迎面而来的掺合着厨房味、陈朽味及开水浇过的便盆味，使人不能忘记：这里有生命；这里运转着生活的中国人精神。
Ｂ君领我到深院里的东厢房。外面看去房子已经老朽不堪。灰皮斑斑驳驳，油漆剥落怡（殆）尽，露出了灰黄色的窗棂和门扇。我跨了进去。
这儿就是当今文学青年、大学生及部分老一代文艺家感到震动的编辑部，一间被隔成两间的简陋住宅：这儿就是阿波罗和他的九缪斯所恩宠的小屋，我梦中见到的神秘的“森林小屋”。一张旧八仙桌，一只难看的老柜子，柜的高头摞着的棉被几乎触到了房顶。就在这儿，几个青年人开辟出了一条新大路。被一幅自己用染（颜）料涂成窗帘遮得幽暗的里间，一叠叠纸张、印刷品规则地堆放着，空间散发出新鲜的油墨气味。垢迹浸蚀的窗帘，由红、黄、蓝、白组成抽象的图案，有三角形、箭头形的等等，把外面强烈的阳光筛成五彩的色块，唤起人的感官以生命的感觉。这所古老的小屋在凝固的外壳里面，有着怎样的生机呀！
Ｍ回来了。这就是那位用诗歌使人的灵魂震颤、骚乱的象征大师吗？高高的个子，一张生动的脸。不，他绝不是那种头发长披、神情颓丧的诗人，也不是那种戴着厚度眼镜的白面书生。你瞧，那两颗光洁的眼睛，啊，这双健壮的手；还有泼辣、豪侠的运动家气派，粗直的谈吐，这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我们的诗人……
在这样人的中间，你会情不自禁地激动，假如你有一个厚厚的矜持的外壳，也会被这潮水般的感情打碎，何况你又是个年轻人。但是，我却要离开了。时间，这个严厉的法官就是这样宣判的：告别……
我离开北京时已是暮色苍茫。鲜艳的晚霞像一面镶着金边的红帷幕，斜挂在天际。灰蒙蒙的大地上，自行车的铁流涌进城里，我却告别了，告别了我出生、成长的古城。整齐排列的大杨树像绿色的屏障，树叶上闪着最后的金星隔断了我的视线。再见！我昨天和今天的城市，我的朋友，明天，那里的天是否还蓝？
80年5月26日初草
6月5日二稿
肖海
芒克与北岛摄于1970年代
张小海是某著名剧作家之子，其父多年前被迫害致死。他不定期地来京，到76号坐坐。一九八〇年夏，法国驻华使馆举办国庆日活动，除例行邀请各界名流，经使馆高级雇员白天祥先生斡旋，带去不少民刊人员。适逢小海来京，也跟着去了。法兰西也真是个好热闹的民族，那天使馆大院内挤满了人，自助餐桌上放满了食物和饮料，这可是在一九八〇年啊。人们都很兴奋，但不狂热，甚至有些拘谨，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喝和小声谈笑着，只有那些年轻的外国人，当迪斯科乐曲奏起时畅然起舞。
像一阵微风拂过，一个消息很快地传布开来：某著名电影导演正在和一群追随者们闲扯，张小海脸色阴沉地走了过去，轻轻地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离去。事后芒克告诉我，那天导演的儿子在会场的另一处，当好事者把这一消息传给他时，他淡淡地甩出一句：“不知道老头子对人家做什么缺德事了！”
人们短暂的惊愕很快地淹没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只有马德升在酒精的刺激下，拄着双拐到处飞奔，他那身涤卡军装像一股绿色的旋风，逢人便喊：“打得好！打得好……看什么，一会连你们外国人一块儿打！”舞场上的乐曲越来越欢快和震撼，渐渐地，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狂欢的浪潮。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张小海，也不知他今在何方。那天我也尝到了洋酒的厉害，午夜归来时，芒克被我摔倒在76号门前的煤堆上。
像这样放松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窝在76号的小屋里干活。
《今天》（双月刊）总共发行了九期，其间增发四本《丛书》，停刊后又印了三本《内部交流资料》，总计16开本一千多个页面，每期印数为1000册。这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使用手推式油印机（后来改为手摇），在8开纸上（即晚报的半版）正反两面油印。工作量约50多万个8开印张，总用纸量为25万张（60多令）；印完后要把每个印张对折为4页，按页码分拣成册，装订后粘上封面，还要用手捋出有棱角的书脊，再用裁相纸的切刀，将每边多余的部分逐册切齐，最后盖上期号和定价图章，其中将近半数的刊物要按印刷品邮寄要求，包装后填写地址姓名发往全国各地。
如果刊物中有插页，比如第一期（创刊号）和第五期里马德升的版画作品、第二期里张岚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则全部使用原版木刻和相纸洗印的原作。这项工作我没有参与过，我见到时已经是经过筛选的成品，然后逐一粘贴到预留的空位。一千多张照片是张玉萍（她那时还在三里屯照相馆上班）和黄锐日夜兼程洗印的。版画很可能是马德升一个人干的，老马不事张扬，干起活来不要命。第三期（诗歌专刊）曾联系到印刷厂铅印，因故中止，艾未未配的十二个小插图已制成锌版，舍不得放弃，只好在印台上刷油墨，像盖戳子那样一个一个地摁上去，这一万两千多个小插图，芒克带着人也不知道干了多少天。窄小的76号像一处蕴藏着巨大能量的引力场，所有来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工作气氛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书页，《今天》杂志巨大的工作量就是靠这一点一滴的劳动积累而成。
五
我真的不记得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接下了《今天》这一摊事务工作，岁月如梭，我无法找回草原上那个孤独的牧羊人，以及我们那个时代曾经诚实、固执、热情而轻信的一群。
就这样，《今天》把他们攸关生计的大事交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北岛总在人前人后热心向外人介绍我是《今天》的“大内总管”，其实我性格怯弱寡言，难以服众。这颐指气使的差事非芒克莫属，他又常驻76号，手指头点几下：谁去拉纸、谁留下干活、谁出去买烟（当然是找兜里有钱的），几下就搞定了。我可拉不下脸来支使别人。《今天》不愁没有干活的人，但缺少的是秩序。《今天》没有“脱产干部”，芒克支使完别人，自己也得干活，还干得比谁都“溜儿”，只是在闲下来时，招得一群小姑娘团团围住他，听他神侃。北岛呢则蹬着他的风火轮（自行车）四九城奔跑，呼朋引类寻稿子。我们在腹中饥饿囊中羞涩时赶上他回来就请大伙儿去东口小饭铺吃豆泡儿汤，看着他把钱包移至眼镜前寸许处翻找粮票和零钱，像个吝啬的老葛朗台，能把大家笑翻。
《今天》编辑部只有北岛和芒克这两个作者参与事务性工作，其他作者则很少染指，即便来了芒克也嫌他们毛手毛脚的，不让他们“裹乱”，但可以在一旁坐着给大家“讲课”，老于（江河）有一条如簧之舌，我们这些对当代文学一无所知的人都受益匪浅，听得瞠目结舌，手中的活儿也停下了，被芒克笑着一声断喝，纸页重又翻飞。就从这里，我这个年近三十的中年人，才和周围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一同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新奇的事情。
每个月初第一个周末晚，是《今天》编辑部例行的作品讨论会。这天傍晚，我们早早地中断了手中的活儿，洗掉手上的油墨，吃完晚饭便成群结伙地往赵南家走去，从76号到那里也就二十分钟。
张自忠路4号，赵南家宽敞的客厅，这里聚集着《今天》的另一群体，几十名作者和作为听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以及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们，把近三十平米的客厅挤得满坑满谷，天气温暖时，外面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这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聚会被称为“作品讨论会”，通常是朗读一两篇短篇小说、或几首诗，我记得更多的是小说，诗的包容量大，更适合看，只听念一遍就作评论未免草率。然后就作品展开讨论，但往往在作品上停留时间不长，就随意地岔到或被主持人有意引导到某一主题，发表各自的理解和疑问，引起激烈的争论。最初我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到满怀希望而来的作者，念完作品后寥寥几句评议就被晾到一边，感到挺不是滋味儿，但我发现他很快为随后的讨论所吸引，并加入其中。还真不记得有谁为此闹过情绪或悄然隐没，用多多的话讲：“那年头的人，打都打不走……”十年后我厕身另一文学团体，88/89年之交一个寒冷的冬夜，同样是每月一次的例会，去原定的地点扑了个空，我们在街上冻了很久才联系到另一处去处。讨论时多多与一年轻诗人就文学观点有过短暂的论争，多多的谈锋犀利众所周知，但绝无个人伤害，况且有十数人在场。来年春季，那位诗人自杀殒命，竟有传言指责多多并散布得满城风雨，却无人出面证实。谣诼虽不攻自破，但又何以不胫而走？我感到了在封闭场所内有人失窃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六
赵南家客厅讨论过的作品得以在《今天》杂志发表的却寥寥无几，这涉及到一个大题目，我只能以一隅之见，给对此感兴趣的朋友提供几缕零散的思路。
首先不妨从问题的侧面来探求一下，哪类作品是《今天》没有发表的：
1、当代文学以外的其它文学形式。比如古典诗词，包括去时不远的“四·五”运动中铺天盖地的诗歌。
2、“伤痕”文学。《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评‘醒来吧，弟弟’”，其后又以“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今天》短篇小说浅谈”及“读‘波动’随想录”等文明确了与此类作品的分野。
3、长篇小说。我所见到的有：
《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刘辉煊，时为现役军人。两年后发表在大型期刊《十月》1981年第一期，署名：礼平。2002年本书又出新版，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我开始投稿，并将这本小说散给了一些朋友。我的老同学北岛这时已经成为著名的新派诗人，并且也有很著名的小说《波动》问世。他在看了我的原稿以后对我说：“作为初学者，写成这样还算可以，但是各方面都显得很不成熟……”其实我知道，连前面那句也是客气话。北岛的诗好得让我惊讶，他的意见让我没有理由不首肯。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与新的文学潮流看起来没有什么缘分。
但有一个细节被作者忽略：赵一凡先生曾为本书油印本所付出的努力。《今天》决定不发表此书，一凡便同作者商议决定自己油印。我记得钱是作者筹集的，由《今天》成员王玉豹（他是唯一向我承诺过如果《今天》编辑部在76号遇到麻烦可移至他家，我最近才知他曾与一凡同案被捕）在自己家里油印，我曾去他家帮过一天忙。手刻版油印，厚厚的一大本，最后是在一凡家里装订的。这事忙了几个月，把他俩搞得焦头烂额。我在事前曾劝阻过，以《今天》的人力物力，尚视此为畏途，我也无力分身相助。
现存本书原稿的誊写本及作者与一凡的通信。
《八年》，作者：马波。大约八年后由工人出版社以《血色黄昏》出版，署名：老鬼。此书原稿由一凡保存和推荐，曾在《今天》成员中传看，《今天》主要编委决定不用，引起较大争议。马波前不久参加了《今天》三十周年纪念会，并在博客中撰文写道：
我没有参加《今天》编辑部，却是他们的粉丝。并与今天的几位骨干都是朋友。像徐晓、老鄂、王杰（捷）、李南、小玉等等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还记得李南和小玉风尘仆仆跑到北大32楼我的宿舍里，跟我谈书稿《八年》的感受，也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那时候，这部书稿在几家出版社都碰了钉子,让我士气低落。她们的热情肯定与支持大大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周年了。当年那帮热血青年，现在都两鬓斑白。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毛病改不了，还在一点一点地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进步努力。
可见两位作者当年直到如今都对此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但他们的作品曾在《今天》内部引起的激荡，甚至到了要“摊牌”的地步，则是不为人知的，这种取舍牵涉到《今天》作为一个同人刊物的基调及其宗旨，以《今天》主办人的秉性，难以达到任何方式的协调。
看到《今天》聚会时其乐融融，历经三十余载仍维系着血缘般的亲情，我真难以想象，如果当年发生第二次重组，呈现给世人的将是怎样一个《今天》。但我有责任告诉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今天》，同时我将继续保持缄默，不会就此再作深谈。
4、文革期间同为“地下文学”的手抄本小说。《今天》创办人赵一凡先生收藏部分手抄本及微缩胶片，但从未有过发表此类作品的念头。近些年来，似乎成了影视作品的题材。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郭路生（食指）曾被《今天》及同一时期的很多作者奉为自己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引领人，《今天》杂志陆续发表了他在社会上传抄多年的优秀作品，唯独没有那首后来被称为《相信未来》姊妹篇的《热爱生命》。这首诗作于1978年，是他两次精神疾病之间一个短暂时期的作品，《今天》只发表了其中一首《疯狗》（为避免刺激某些人，曾将时间改为1974年）。我记得郭路生不止一次在76号朗诵他的《热爱生命》，但北岛始终没有首肯。每逢这种时刻，芒克都在一旁微笑着抽烟，把这得罪人的角色让给北岛。同处一室的《四·五论坛》主编刘青一直在旁边笑咪咪地看着，他马上把诗稿接过去发在他们的刊物上。老郭并不沮丧，那个时代的人刚刚挣脱束缚，还没染上那些坏习气。
同样在社会上广为传抄的孙康（方含）的诗歌，他的《在路上》、《谣曲》给无数个在绝望中挣扎的知青以精神上的慰藉，他在赵南家的“作品讨论会”上多次朗读完作品后没被采用，孙康不苟言笑，但我想起他那些情感细腻的诗句，我想他的心灵一定很受伤害。还有“白洋淀诗派”的老资格诗人林莽，我竟然记不起他曾发过哪些作品，可我记得不止一次，他在赵南的客厅里，像在课堂上面对自己的学生（他那时的职业是教师），规规矩矩地站立着朗读作品。
其实芒克对待他所不满意的稿件另有一套招数，他可不像北岛板起脸来尽得罪人。我见过好几位不相识的作者拿着作品毕恭毕敬的来请教。先上烟，我不禁替他兜里的银子暗暗叫苦。芒克是《今天》唯一“带薪”的工作人员，他为了《今天》被工厂除名丢了饭碗，每月24元饭费由我分四次发放（怕他给女友送礼一下用光），那是专款专用，烟酒可全靠化缘。芒克倒不会把人吃穷了，但一和你熟识起来，他可就不客气啦！肆意地数落你，让你聊点别的。要是还“有戏”，回去努把力再拿出好的来。我保存着王克平写的《法官与逃犯》剧本，芒克睡得很晚，自然起床也晚。我仍保持着游牧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每天很早就到了76号，做我手头永远干不完的活儿。不一会儿王克平叩门而入，我俩很客气地打过招呼，我不擅辞令，只好请他随意。他已瞥见他的大诗人正在酣睡，我记得这位后来“星星画会”的主将如今的旅法雕刻家，攥着他的剧本，程门立雪般地在门帘外站了不止一个早晨。他和芒克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克平烟酒不沾，我不记得芒克是怎么搞定他的，剧本最终也没在《今天》上发表。
郭路生早期诗歌中的“红卫兵情结”为世人所诟病，其艺术感染力亦远逊于他后来那些著名的诗歌，这也许是《今天》对他诗歌的取舍，以及最终未能在《今天》丛书中包容他的诗集的缘由。我不了解老郭早年的“豪举”，无从为他辩解，如果他也需要“道歉”的话，那他自成年以后所受到的在现实中和精神上的双重放逐——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自我——似乎已然伴随着他的终生。我曾受托掌管过为郭路生募集的基金，区区三、四千元，只好在他成家后交给他的妻子补贴家用。除了不绝如缕地去他昌平福利院病室“朝圣”的诗人们，我不知他那些早已发迹的“袍泽”们是否也曾眷顾过他们昔日的“精神领袖”。
究竟怎样划定《今天》对作品取舍的标准呢？也许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试着从《今天》作品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倒是阿城早在他的一篇随笔里写道：
……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麻醉药过了喊疼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着鲜血的色泽与成份，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
《今天》的小说的作者们是青年人，基本上快度完那种充满新鲜感的青春。“青春”是一个需要小心翼翼地爱护的时期，没有任何粘合剂可以把碎了的它粘合起来。所谓“讨还”只是一种概念游戏，青春是只能度过、回忆而不能重复的。整个一代人现在看来是太慷慨了，他们像一个不知底细的农夫，诚心诚意地培育一颗种子，却结出了一个吓人的果子。
《今天》的作者们就在细细地剖开这个果子。这个果子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人。
……
问题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原载《今天》第九期署名韭民）
《今天》停刊后不几年，阿城拿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小说。我看到他题赠给北岛的书上写着：“振开闲时可读”，就想开个玩笑：让时空稍微倒错一点儿，阿城的这种文体会被《今天》接受吗？可阿城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这也许正是他的睿智所在。
《今天》是这个国家一次浩劫的产物，但在万物凋零的荒芜中，唯独《今天》一枝独秀，这也可以说是侥幸，至少给后人留下一些那段历史的映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映像变得越来越模糊，有关《今天》的评述文章，大多语焉不详，隔膜得很。这也难怪他们，再过些年研究《今天》恐怕比研究旧时代江湖艺人的草台班子还难。三十年前我在一凡家中见到的那位北图（现为国图）敬业的女馆员，她因“擅自收藏违禁刊物”受到该（阅览）室党支部的批评，令其“撤架销毁”（我不知哪国图书馆使用如此恶劣的职业用语），至今我不知国内有哪家文化机构收存《今天》的资料，那以后又靠什么来研究呢。
九十年代初，我挑选了一套《今天》送给日本学者是永骏教授保存，几年后他竟搞出了一套精美的“覆刻版”发行，使我深为折服。此次为纪念《今天》三十周年发行的仿真本，即以此为蓝本。
《今天》的出走或许是命运使然，它何时才能重返故乡？
2009.元月于北京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