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就出面干涉了。孩童们也就禁了声，安静下来，围着看补碗爷爷干活计。
补碗人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不光是补碗、器皿餐具，包括修补、打造箱柜上的铜环扣，维修老式座钟、铜锁，配钥匙，敲铜质、铝质的壶、瓢之类的……补碗人都会。但他最拿手的，还是修补古瓷器杯盘碗盏瓶钵尊觚等等，不一而论。
巴掌大的小弓，香烟长的钻杆，针尖大的钻头，形态各异的铜钉，连小锤，镊子，夹钳，挫刀，钻子，都是小而又小，叫人联想到小人国。补碗人先在瓷器要钻眼补钉的部位，点上滴黄莹莹的菜籽大的润滑油，偏头，眯一只眼，指尖掐着针头似的钻尖，向那点黄莹莹的光晕瞄准，缓缓靠近，无声地戳个正中；再双眉锁紧凝神左右校正一番，便朝一边侧过脸，半闭目，微抿嘴，摒息呼吸，头和身子有节奏地缓缓旋转，如痴如醉，悠悠然拉起弓来。那神情，分明就不是在补碗，而是在演奏他毕生心血创作的艺术精品。
我至今还记得，他修补我家的大明宣德年造霁蓝釉白花九龙纹大鱼钵时的情景。钵长一尺二，呈宝船形，不幸碰断了一角。当奶奶将它垫着红绒缎，双手托给补碗人时，补碗人索瑟着起身伸出双手，像慈母抱过嗷嗷待哺的儿子，一下紧紧地捧在怀里；小眼睛随即在大铜框架眼镜后闪出灼灼光泽，对大鱼钵端详许久,才抬头对我奶奶说：
“老太太不怕——交给我了，你尽管放心！”
随后，他又举头四顾，更大声地叫：“娃娃些，走远点嘎！撞着了，我要冒火地嘎！”
孩童们听得大乐，都学着他的声音，“嘎嘎嘎”地叫开了。
但补碗人已是两耳不闻雷霆之声，遁入他痴迷的世界了，口里还不停地嘟哝着：“这么娇贵的东西，这么宝贝的东西！脾气大得很的，非要好好伺候的哩！就是要好好伺候的哩……”
两个时辰过去了，保姆已弄好饭菜，哥哥早已放学，父亲也回来了，大鱼钵才补好。父亲看了大为赞赏，当即给了补碗人两元工钱。那阵的人厚道，我从未听到有人和补碗人讲价，从来都是按铜钉数给钱，小钉四分，中钉三分，大钉二分。鱼钵只补了十四颗中号钉，该付四角二分。但补碗人毫不谦让，心安理得地接了：
“先生你给了，我就收起！”他挑起担子，乐颠颠地走了。
那时的两元钱，可买八十个鲜鸡蛋，或六斤香肠哩！
我们刚在饭桌上坐定，补碗人又悄无声息地转来了，挑着担子站在阶沿下，诧兮兮地小声叫着：“老太太，老太太……”奶奶闻声出去问啥事，补碗人扭嗫地笑两下，说想再看看那大鱼钵。奶奶微笑了，从父亲书房的瓷器架上把大鱼钵捧出来。
补碗人立即放下挑子，微微屈膝双手接着，捧在怀里，手在弥合处摩挲，久久地，好像灾民卖儿，不忍释手。还给奶奶时又连声说：
“老太太请接好！这好东西，娇贵哩！脾气大得很的，非要好好伺候的哩！就是要好好伺候的哩……”奶奶也微笑着连连点头。
父亲看得感动了，又摸出张三元的绿票子，叫我送去。我跑出去把钱递给补碗人，他立刻开心地笑了，迅速伸出两只鸡爪样的小手，推挡着：“唔，好乖！小娃娃，莫拿大人的钱耍，这么大的钱，看弄丢了，哦，好乖……”
父亲走出来，说老师傅幸苦你了，这钱你莫嫌。
补碗人一下慌了，笑意顿失，又急又气地两掌乱摆：“先生你使不得！使不得！我哪是为、为这转来的哦！手艺人，咋能坏了……先生你千万使不得！使不得——我情领了！情领了……”
朝父亲点两下头，补碗人挑起担子，一溜烟逃出大院。
通常，当补碗人活路忙完，第二起紫砂壶的滋溜声和水烟壶的嘟噜声响过之后，孩童们也开始了第三次喧闹，又补碗爷爷、补碗爷爷地叫开了。这下他老人家无需把手绕在头顶搭成天桥，也无须把头甩得像拨浪鼓了。只见他悠悠地揭下黑瓜皮小帽，露出和奶奶一样的发式，拍拍灰尘，摸摸绿白相间的玉片帽正，又小心翼翼地戴好，才乐不可支地说：
“先来后到！先小后大！”补碗人就这么一边不时地望着这个那个娃娃做个怪相，一边摆弄着铜皮铁丝之类的材料，于是小刀、小铲、小哨子、小宝剑……就从他手中，神幻般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直到每个娃娃手里都有了点什么，他才挑起担子，走到大院甬道口，又回过身来，谢幕样对整个院子叫一声：
“谢了！谢——水——了！”
这些都是学龄前的记忆了。
补碗人一般是隔两、三个月，到我们大院来一次，又都是在上学时间来；我入学后，只在暑假里见过他一次。读书了，觉得自己大了，尽管很想看，也还是没再和那些未读书的娃娃一起围着他。
最后一次见到补碗人，是在我上二年级时的暑假，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最惨烈的一九六一年。他还是那身打扮，脸却是胖起来了，小小的尖脸，变得柚子样浑圆灰黄，大铜架眼镜是稳稳当当地嵌在脸上了；黑瓜儿皮帽上的绿白相间的玉片帽正没有了，生机勃勃的山羊胡子，也有气无力地耷拉下来，像随时会被风吹跑的枯草；那双晶亮的、嘀溜转的小眼睛，被肿得发亮的眼皮，挤得只剩下条黯然无光的缝隙。
他蜷在每次来都呆的地方，用变得粗浊的嗓门，述说他乡下的女人和大女儿一道饿死了；他的儿媳和孙娃崽——是才七岁的孙娃崽哩！也饿死了。还算天未绝人，他的儿子总算一路要饭走到成都，找到他了，现病得不行，水肿病已两肿两消了……
“五一年，登记户口那阵，叫他们，住城里来——再咋说，好歹，也是祖传的手艺啊！硬是高矮不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哩！还说我有资产阶级、落后时代。真有资产，就对了哩！这下对了，传了不知、多少代的手艺、到我这代，绝定了……”
他小声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耳语似地说着，完全是下意识地，毫无表情：
“我的小孙娃崽，答应了、要跟爷爷学的。这下、也学不成了……好灵醒的小孙娃崽，也、也饿死了啊……”
有女人陪他抹泪了。
没有人给他活路做。没那心思了，也不忍心让他累。大院里的孩童们，都噤若寒蝉地躲在一边，忍受着饥饿，也忍受着补碗爷爷呈现的死神的恐惧。我记得院子里八户人家，没有不害水肿病的，但都给了补碗人吃的喝的。他抖索着，千恩万谢地把稀的喝了，干的都倒进一个大茶缸里。
那天父亲坐在太师椅上，凝视着放在案前的大明宣德年造霁蓝釉白花九龙纹大鱼钵，浮肿的眼睛浸着泪光。奶奶已三肿三消归西，再不会挨饿了；父亲被作为资产阶级黑专被拔了白旗，已赋闲多时；母亲亦划清界线另处，几个保姆早已辞退。补碗人修复了的大鱼钵，已不知多久没沾过腥味了——父亲再不能随便掏出红的绿的票子了。
父亲手里捏着个麦麸馍馍——他的中饭，若有所思地自语：“最后一个补碗人，也要去了……”然后叫我把麦麸馍馍给补碗人送去。
父亲是祖传的医林中人。我清楚他所说的“要去了”，是指像奶奶样……
“补碗爷爷要死了！”这个念头刺激着我举着小小的麦麸馍馍，像举着救命的灵芝仙草，飞快跑到补碗人跟前，把麦麸馍馍送给他。
补碗人垂下头，双手接了，抬头想对我笑，我看到他的脸像奶奶去的那阵一样，绷得像马上要吐丝的蚕样透亮。
补碗人挑起担子，走到大院甬道口了，颤巍巍扭过身来，想照例地道一声谢，艰难地张了几下嘴，都没叫出声来，最后喉咙涌出阵含混不清的声音，转身一路晃浪着，去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补碗人。
从此我再也没有在成都见到过补碗的人。
那只补了十四个中号铜钉的、大明宣德年造霁蓝釉白花九龙纹大鱼钵，经历十年浩劫风风雨雨后奇迹般地幸存，四十余年铜钉一颗未缀，已生出了黑宝石般的包浆，仍是逢年过节家宴上的明珠。
（谨以此文祭奠我在成都见到的最后一补碗人）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