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很早，人家七岁，我只五岁。工作也很早，19岁那年，我就背着行李，揣着毕业证和教育局发的派遣证，兴冲冲地跑到单位报到去了。
我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林业研究所的基地，它设在山中的风景区里，四棵香樟树下的两层简易小楼，门前有花圃，石凳，石几，不远就是农家，牛哞鸡鸣，涮锅炒菜，听得一清二楚。基地共有十多口人，除了我，最年轻的大约三十来岁，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们的头儿，据说参军前读到高二。我在那里做会计，其实多半时间在翻一本《财会通讯》杂志，除了打理局里每月拨下的一点儿工资和事业经费，业务实在少得可怜。当然，研究人员下基地会发生一点业务，比如招待费什么的，但他们很长时间才来一次。他们都住在城里。有时我会纳闷儿：参加工作就是这样啊，一个月的工作量还不如《工业会计》课上的一次作业。
我很快和基地门口一个开着小卖店的女孩成了朋友。在我去之前，她是这里唯一的女孩。她给我讲附近人家的秘密，讲她还未明朗的恋爱，讲他给她写的信，托人给她捎的话，讲他个头多么高，长得多么帅。有一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不禁大失所望。他一点也不高，一点也不帅，说话还有点大舌头，和我们班的男生比，连最差的那个都赶不上，充其量是个比较机灵的农民而已。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大着舌头问我年龄，比较着我和女孩谁大谁小。这天晚上，我猛地醒悟过来，我不是在休暑假，也不是在实习，而是在工作，我从此就将属于这个地方，我的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我跟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孩毫无差别，我甚至还不如她，比如，不如她乖俏，不如她嘴甜。
我还意识到一种危险，别看我不用干活，这里逛逛，那里看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别看我家在县城，读书在省城，但我到底跟农民们站在了一起，面前的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和眼光，也一样挡住了我的。
为了跟他们区别开来，那个晚上以后，我拒绝干一切与体力有关的活，凭着学校里带出来的习惯，我拼命看书，偶尔进城，也只逛书店。我发了疯似地强调自己的身份，强调自己跟他们的不一样。那份执著，只差在胸前挂个牌子了。
我饭后不再洗碗，抱起来往炊事员面前一丢，转身就走。
我很晚才睡，第二天却迟迟不起。
我鄙视他们在墙上胡乱挂东西的习惯，我的房间全都贴上好看的墙纸，还搞了一项用钉子和硬纸板做衣橱的发明，整整一面墙都成了我的大衣橱。
我穿过满是奇花异草的苗圃，去附近山上采集黄的灌木和绿的野草。粗笨的水杯，有缺口的饭钵子，都成了我做插花的好东西。
我还爱上了画画。我专程去买了画架，调色盘，不看书的时候，手里握着画笔，嘴里衔着画笔，从早到晚，敞着衣襟，站在楼顶上画呀画的，俨然已是职业画家。
我还在附近的农民家里发现了一台多年不用的凤凰琴，我从没接触过任何一类乐器，但我接过来就敢凭着直觉去弹它。也没有曲谱，碰巧手边有一首《我的中国心》，只用了一个晚上，我就把它弹熟了。到今天为止，《我的中国心》仍然是我唯一熟稔的曲谱。
努力了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终于与他们区分开来了。
他们不再缠着我去树下玩扑克，不再要求我跟她们一起去买毛线，研究高腰插肩外套的针法，也不再摸着我的头发，问我用的是哪种洗发膏，把头发洗得这样油光水滑。偶尔跟他们面对面碰到一起，他们站在离我三步开外的地方，说话文明，语调客气。
有一天，附近的看林员提着一篮黄澄澄的杏，站在我门口。他说，我看你戴着眼镜不方便，就帮你摘了些，再不帮你抢一点，怕要被他们吃光了。从此，他固定为我从山上带好吃的东西下来，李子，桃子，板栗，山上长什么，他就带什么。
单位附近有个三线工厂，常有工人星期天过来玩。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循着琴声来到我的门前，我不知道他站在门口看了多久，等我发现他时，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我敲了门的，你没听见。我觉得，他的普通话为他增色不少。
每到傍晚，那个小卖店的姑娘就开始往脸上扑粉，她要去见她的大舌头。我很不屑，也有些失落，我读书的时候，从不甘心落在同学的后面，现在，出于本能，我仍然不想落在别人的后面。我就这样茫茫然地接受了普通话的约会。
遗憾的是，他仅仅只有漂亮的口音。有一天，他居然问我是城里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我差点没照他一脚踹过去。现在我想，幸亏他当时这样问我，否则，我还不知道会和他怎么样呢。
有一次，我坐了很久的车，去城里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我才知道，他们全都分在城里，就我一个人在家乡，而且在乡下。他们打量着我的一身风尘，不解地问我，你怎么会分到那里去了呢？我说，分配的时候，地区教育局的那个人不是说，家乡欢迎我们回来的吗？
他们睁大眼睛说，于是你就回去啦？
我点了点头。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哄地大笑起来。
我这才回想起毕业那阵，家人对我的去向问题其实早有准备，我叔叔那时已有单人办公室，有固定的小汽车和司机，他对我说，拿到派遣证后，不管他们要你去哪里，你都不要理他们，你直接拿回来交给我就行了。我兴冲冲地去了地区教育局，接待我的人很热情，他笑容满面地望着我，热切地说：你的家乡非常盼望你回去呢！我当即心头一热，喉咙都有些哽塞了，原来我们县的人知道我今年毕业啊！原来他们早就盼着我回去啊！
就这样，我没有把派谴证拿回去交给叔叔，我根本就把他的交待忘到了九霄云外，我一路心急火燎地坐船来到县人事局，生怕我赶到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
现在，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终于明白了，地区教育局那个接待员的微笑，还有他说的话，全都是可以不当真的，他对我的同学们也说过那句话，他对所有的毕业生都说过那句话，但他们没一个人睬他。
我心里开始隐隐作痛，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有着同样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他们都能无师自通，我却不能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纳闷过，我一直以为我拿着派遣证赶到家乡（县人事局）的当天，会有十分热烈的欢迎场面等着我，没想到他们只是淡淡地说，先登个记，过几天再来看结果吧。我有点失望，但马上又替他们着想起来，也许是快要下班的缘故，也许是外面正在下雨的缘故，所以他们临时取消了那个欢迎的仪式。
这次同学聚会后，我变得有点郁郁寡欢，而且再也不能自得其乐地学画学琴采集野花野草了。又过了大半年，正好在20岁生日那天，我突然决定一走了之。我跳起来，在墙上画了个真人大小的自画像，然后就背着背包走了。没有人送我，就像我来时，也没有人接我一样。我记得我来报到那天，头儿皱着眉头对局里送我来的主任说，我们不是有会计吗？因为我的到来，原来的会计只好到基地看护苗圃去了。我一边画一边想，现在，她终于可以“官复原职”了。
我还记得我在画像右下角写下了一行小字：仰天大笑出门去。后面那句话我没敢写出来，不知是害怕不小心伤害了他们，还是潜意识里对自己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