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关键词： 三首诗 三位女诗人 三种女性价值观
一．自恨罗衣掩诗句
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
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2005年，我打算写一篇关于鱼玄机的文章。于是，打开电脑，搜索鱼玄机的资料。不料谷歌搜索中，跳出来的，全是赫人标题：《情欲世界的女皇》、《从“弃妇”到“荡妇”》、《因妒折命的鱼玄机》、《风流女道士》等；还有以此为题材拍摄的三级片。除去“荡妇”一类侮辱性字眼之外，更有许多评论，将鱼玄机与当下中国文学现实中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混为一谈。因而使鱼玄机诗歌中超前的女性意识和卓越的诗歌才华，受到了双重岐视。
这让我感到：上千年之后，女诗人鱼玄机的命运和她的才华、她超出自已生活的时代的胆识，和她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识，仍然被当代社会、被现代人，甚至被文学史误读、亵渎和狎玩。
在所有称鱼玄机为“荡妇”的文字中，均以鱼玄机进咸宜观入道之后，立牌“鱼玄机诗文候教”，为其“高张艳帜”的反面证据。但现在看来，当时的鱼玄机，不过是想要在诗艺上精进磋艺，为自己搭建一座交流沟通平台而已。如当时有网络，她自不必在咸宜观立牌，注册一博客足矣。但是，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女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冒犯。“像男人一样写作”（将写作变成自己的职业，志趣中还贯穿了文学野心），就更是一种对礼教、对社会的僭越；而“诗文候教”，与男诗人交流、唱和、即兴赋诗，“自是纵怀，此乃娼妇也”。不用分说，界线，标准都已定出，其后果和祸害，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我看来，鱼玄机是中国文学史中，是最具有女性意识的女诗人。不仅仅因为她的诗歌才华卓然，“才媛中之诗圣”（明.钟惺《名媛诗归》），而是因为她的思维、她对写作的看法、她的女性世界观；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以后的许多年里，都是超前擎后的。
既便是最开明的时代唐朝，正统的道学家也会认为：文章虽是公器，却不能大过男女之防。况且，在强大的父权社会压抑下，大多数女性毫无自信心，自认为她们的创作是无意义无价值的。而且，由于自身意识也受封建和道德观念约束，使得她们写作的选题和审美上，都下意识地顺应她们的角色认知。加之由于社会的局限，她们事实上也不可能面对外部世界。在这样的大前提下，鱼玄机公然立牌“诗文候教”，可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傲视，不屑，甚至于反其道行之。
鱼玄机的诗歌，就是非常具有独特的女性视点和女性意识的。且让我们看看她的《浣纱庙》：
浣沙庙
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已相和。
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
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
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
鱼玄机在描写这段吴越史实时，超越了男性视点，没有依照先前那些规定好的现存话语，以强烈的女性意识注入其中，笔力雄健刚强，但又婉转曲折有致。有人评曰：“后二句写得“语气陡健，恰如实有其事”。（锺惺《名媛诗归》）“吴越相谋计策多”，这个历史故事中，表面上，谋术是主角，浣纱女只是谋士手中的棋子。但是，真正的主体是西施，诗中鱼玄机并没有从三十六计的“美人计”中入手。鱼玄机强调的是女性的力量：“以柔克刚”的力量。女人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男人的力量是人为的力量。所以兵书上有说法：“强弱，形也。”女人自古被认为是弱者。但强弱只是外在的“形”。双方的实力中，“势”才是潜在的，待发的力量。诗中“一双笑靥才回面，十成精兵尽倒戈”两句，集中体现了鱼玄机的女性思维，蕴含着东方哲学中“以柔克刚”的阴性智慧。在诗中，“一双笑靥”是“形”，“回面”是“势”，就这么一个动作，就大势所趋：“十万精兵尽倒戈”。“一双笑靥”对“十万精兵”，兵力可见。“回面”和“倒戈”两个动作，其表达的动静也完全不一样。
这首诗中呈现了另一角度，在这场吴越战争中，西施的作用远远胜过了那些出谋划策的男人；尽管，这个作用是由这些男人来决定的。在这些谋士心中，西施不过是一个战争手段，战争结束了。西施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诗的最后两句指出了这一点。而作为功臣的范蠡，伍子胥却成为战争英雄，真正的女英雄西施将仍然背负“祸水”的名声，与历史上那些“祸国”红颜并列在一起。诗人在这首咏史的诗中，贯穿了自己一贯的自我意识，亦即：只要给女人一个机会，女人也可以改变世界。柔弱是女性的特征，但也是女人的一种力量，并可以成为女人的一种强势。
所以她说：男人权谋相争，化为历史烟尘。最终不敌一位出身微寒的浣纱女的“一双笑靥”，像青山一样长在。这当然只是一位女诗人的解读，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女性思考的女诗人，对男权社会中女性角色，历史叙述中的女性符号，进行的诗化和颠覆性的描写。而在男性话语中：这样的“笑靥”，仍是历史进程中的祸水、妖媚和梦魇。
鱼玄机是中国古代女诗人中，自我意识相当强烈的女性。按辛文房的说法是：“其志意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天不假其愿，“罗衣”掩住了她的雄心壮志，她只能寄情纵怀于诗书之间，在她的《打球作》中，最后两句：“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正是她“争取最前筹”的个性和野心，使她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意识的诗歌。同时，也由于她事事时时都与众不同，也事事、时时被社会，被正统思想所不容；以至于年轻毙命，至今仍被一误再误地受到多重误读。
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一诗中，鱼玄机最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她对女人的自身才能的重视，对像男人一样，以一已之“才”谋稻梁的职业生活，有着一种自信和向往。对男权压抑女性才华的不平，对女性自身的评估，她的见识和议论，都远远超出了同时期习惯于依附夫君、婚姻、家庭的女性；甚至，超出了同时期及后世那些以写作娱男人的才女们。
这里的“自恨”，不像其她古代女诗人一样，并不是对“罗衣”（女性身份）的自卑、自怜，或是“花木兰”情结，而是对科举制度，朝廷政策，女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发出的思考和感言。这里的“自恨”是女人的自信和自尊：只要给予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机会，她们同样可以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古代女诗人中，几乎没有人敢作如此胆大妄为之想。这与鱼玄机一贯的恃才傲物，藐视权贵，忠实自我的个性和思维有关。她认为是“罗衣”遮蔽了“我”的才华，“我”虽志存高远，在现实世界中却毫无希望。“举头空羡”中除了“自恨”，还有一层“不服”。因为，崇真观上那些中了举的姓名，代表了“十年苦读”，“一朝闻名”的穷学士的野心和身份转换，哪怕他们出身寒微，来自穷乡僻壤，但通过“榜上名”，他们的文学野心和政治野心，都得到了安放。而“游者”，“观者”鱼玄机却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身份置换，于已，永无可能。
二．妇人之见还是压倒须眉？
乌江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这首“乌江”写于宋王朝在南京重建，赵构南逃之后，二十个字释放了李清照对历史、现实、国家、天下，生死、胜负、精神、气节，纵横捭阔的想像和思考。
这首诗是由有可能被视为“妇人之见”的女性角度，阐释了一个女诗人对“失败”这个主题的深思和反省。项羽一直是历史上有争议的英雄人物。在鸿门宴上，项羽手下留情，把刘邦放走。当场就气得范增骂其“妇人之仁”。在主流的政治、军事家眼中，是第一次错误。后来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划船渡他，他竟说什么“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别姬自刎，可歌可泣。但主流舆论并不认可他这一套“失败美学”。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都以他为反面教材。我们可以说这一套认识，都是男性的视点。从杜牧的诗，到史马迁的《项羽本纪》和刘邦对项羽的评价，以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都从男性角度、政治角度、军事角度，去批判项羽的失败和心慈手软，包括最后的“宁折不弯”。
以此为题材的诗也有许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家。
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1949.4）
毛泽东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对比李清照、王安石、杜牧、毛泽东四首诗，可以看出，只有李清照的诗，对项羽是一种肯定姿态。这首诗一开头就是斩钉截铁的表达：道德精神和人生气节上的认同。“当”和“亦”二字，其实也是诗人自己的鲜明立场。这二句掷地有声，非一般“须眉”能够写出这十个字的人生境界。同时，这十个字传达出一种无畏气概和烈士情结。如按诗家评介，也当属无“雌声”之作。但是仔细比较这四首诗，《乌江》一诗，实际上是蕴含着强烈、清醒的女性对战争、国家兴亡、胜败意义的另外一种解释。诗的背后，是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认识。在我看来，这首绝句，并不仅仅是李清照在赵构南逃之后，作为一个受害者，对最高统治者的鄙视。不仅仅是南渡问题，而是包含了她对生死、胜败、兴亡、荣辱这一系列互为对立的因素，进行的女性眼光的重新诠释。诗中的主人公，既是项羽，也是她自己。
杜牧诗中认为项羽兵败之后，应该“包羞忍耻”。也就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是“包羞忍耻”的榜样，“是男儿”也。毛泽东诗中，显然认为项羽鸿门宴放虎归山，把自己变成穷寇，是“沽名”之举，不可学，但他认同范增“妇人之仁”的看法。他喜欢杜牧的这首诗，显然也认为项羽该忍未忍，不肯过江东待机反扑，不是大丈夫。而王安石诗中却以一个政治分析家的口吻：“中原一败势难回”，讨论的是兵败之后的天下局势，和渡江之后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乃军事分析，充满功利味道，不愧为政治家。三首男性角度的诗，都是不屑或惋惜。可以说所有史学家和后世的评论，都将思考集中在项羽的性格悲剧上：失败和自刎是由他的“妇人之仁”，“妇人之见”所致。这里有许多现存的词语可以用来说明这种观点：“无毒不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所以，按照这些说法，项羽的失败，是由于他性格中具有女性气质，而女性又被认为“头发长，见识短”，所以，项羽“不肯过江东”之举，也就是那些不屑和替他惋惜的人，所认定的“见识短”了。他们不承认他是英雄。
但是，李清照此诗后两句中，一个“思”字，将上述男人“见识”一概推翻，反其意而歌颂之。“虽败犹荣”，这是她的意旨。“不以成败论英雄”，歌颂失败者的精神。可以说，这确实是带有女性的观念。在这里，乌江是一条界线，踏过去，“包羞忍耻是男儿”，也许赢得了战争，输掉了人格；不过去，输掉了生命，赢得了精神。项羽选择了后者，其实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死哲学，也就是生为人杰，死亦鬼雄。而李清照显然讴歌的也是这种人生哲学。在这四首诗的力量和气势上，是分不出男女性别的。但诗的境界，却可以看出性别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评价李清照“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人们习惯于说女人比男人活得本能、活得注重精神，从李清照的诗中可以看出，从历史上许多女性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女性更看重气节、尊严和宁折不弯的精神。明末清兵入关时，众多士大夫在清皇朝的高压下投降。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早已失节的艺妓们，表现出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行为，如李香君、柳如是等。而他们的丈夫或情人，却都“包羞忍耻”，经过理性分析，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信念。所以，不光诗歌有性别之分，连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性别之分。只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声音都是被鄙夷的，被认为是短见的、不实际的、脱离现实的。“能屈能伸”是大丈夫，“宁折不弯”，自然就是女性的属性了；如果按照简单的推理，就是这样，事实上当然复杂得多。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次课文讲评中，关于项羽所作的问卷调查中，所有的女性都赞同项羽不过江东；而男生，几乎全部赞同应该过江东。他们的理由则表现了不同的性别趋向：女学员多认为人贵有廉耻之心，尊严不能保，不如舍身成义，青史留名。男学员则认为成大事者应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
三． “雌声”的视角与气度
筹边楼
薛涛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这筹边楼正是在从成都去松州（今松潘县）的路上，属羌族地区。是大和四年（830）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所建。实为抵御羌藏边关、为抗击吐蕃、南诏（想来便是如今阿坝、甘孜一带的藏区吧）而建。在他的任内，收复过被吐蕃占据的维州城。李时常在筹边楼上，与边地百姓联络感情，所以，西川也一直很安定。后李德裕调任离蜀，此后边疆纠纷又起。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何等的开阔视野！想来这正是因为薛涛多年在幕府进出，且得以与地方官员议事，又曾被罚至松州偏远之地的原因，使得她身上具有一般深居闺阁的良家女子所没有的壮志和霸气。下两句语气陡转，充满忧虑与人文关怀：筹边楼，这座在当时可称为巍然的高楼，是西蜀政治军事的重心和制高点，而今由于驻守将士的目光短浅，贪婪掠夺，召来了与羌族人民的战争，烽火再起，危及首府成都。薛涛显见得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边塞气概、兵家常识一定是了然于胸，同时也对唐时边将统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有所讽谏。所以才会写下“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有远见、有卓识、有反省、有用兵之气魄的诗句来。四句诗，通过对照李德裕建楼筹边和今昔形势的变化得失，表达了这座建筑物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
胡震亨曾这样评价薛涛的诗说：“薛工绝句，无雌声”，也就是说：薛涛的诗没有女子气，是好诗。在中国古代各家评注中，涉及到对女诗人的评价中，总会有这样的标准。有无“雌声”，是古代文学史对女诗人的褒贬用词。“无雌声”一直是对薛涛诗歌的高度赞扬。的确，《筹边楼》是诗人对战争和边戎政策的笔力矫健，语音雄厚的力作，看起来像一首男性的诗作。但是，细细读来，全诗充满了女性对战争进退攻守，胜负交战的策略和决断，也充满了女性对和平、安边的期冀。薛涛因为被罚边关，所以对边关百姓疾苦、少数民族地区了解甚多。她亦曾写过：“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所以，她也深知在边关地区，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何建立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良好信誉，是边关安宁的大局，大势所在。“诸将莫贪千里马”，正是寄望于戎边将士放弃小利，志在大局的警策。这样的诗句，既有女性博大厚爱的胸怀丘壑，也有登高望远的壮志和灵活的布局眼光，是女性的声音，更是女性的思考方式。
所以，“雌声”未必不能表现女性的气度、境界和视角，未必不能力透纸背。“妇人之见”也未必不是一种高标准的见识，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那么多狭隘的对性别、对政治、对创作的制约，性别就不再会成为社会中与其他歧视话题一样的问题。
四．“雌声”是一种美学标准吗？
三首女诗人的诗作中，可以读出三种不同于男性思考的女性价值观。也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女性诗歌史中，被忽视和歧视的女性视角。实际上，历史上、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标准，这一标准只对女诗人所设：“雌声”是代表“闺阁气”，是女人的声音。同时，也是诗歌中比较低级的声音。因此， “雌声”变成了一个女诗人必须摒弃的角度。直到今天，男诗人称赞女诗人写得好的时候，也仍然是“赞扬”她写得不象女诗人。正是这样一个有无“雌声”的标准，导致了女诗人写作中的焦虑。
2005年，我在北京参加“中日诗人对话”上，我与日本女诗人平田俊子、财部鸟子有过关于中日女性诗歌的探讨。当即就有别的男性诗人在发言中称：女性诗歌是政治策略，是女性利用政治话语向男性索要话语权。他认为诗歌是没有性别的。
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诗歌真的没有性别，那历来诗评家关于女性写作中的“闺阁气”、“雌声”又对应了什么呢？晚清沈曾植说李清照词：“倜傥有丈夫气。”那么，“闺阁气”不正是对应于“丈夫气”吗？胡震亨所说的薛诗“无雌声”， 自然是对应于诗歌中的男性声音。
王渔洋称李清照为：“婉约之首”，辛弃疾为“豪放之宗”。实际上也是划出了女性诗歌与男性诗歌的界线，因为李清照词有豪气，也有粗放。气质浑厚低回，又温婉悲怆。但是，作为女诗人，她自然被划到“婉约之首”。“婉约”、“豪放”一直就对应着性别的特征，只是，在女性缺席的年代，“婉约派”就成为男性代替女性声音的一种表达，或者说：由男性发出的“雌声”充满了男性的自恋和对女性的想象。
所以，从关于有无“雌声”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并非“女性诗歌”率先提出性别问题。这一划分早就存在，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再者，多数情况下，一提到女性文学、女性意识，许多男性立即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相当然地“概念化”和“妖魔化” 或“政治化”女性诗歌，这也成为女诗人拒绝贴上“女性诗歌”这个标签的原因所在。由此女性诗歌受到双重歧视：来自男性和女性自身。
如果诗歌真的没有性别，为什么诗评家总是希望在女诗人作品中找到“丈夫气”（一种高级的男性标准）和称赞她们无“闺阁气”（一种低级的女性标准）。曾经有位批评家，把我在纽约沉寂两年之后，重新写作的诗风改变，称为受同期男诗人的影响。他说“从写作的惯性来说，……自发地转为自省的叙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这种转型看作在同时代男性诗人影响的缘故”。但事实上，从1986年写作《人生在世》时，我就有意识地进行叙事写作。此外，他列举的男性诗人的作品，我甚至读得很少，更谈不上喜欢。想当然地认为女诗人必定有一位或多位男性指导教师的潜意识，根深蒂固地在一些男性评论家或诗人头脑中存在，并在某些时候跳出来，成为性别划分（也就是好坏的划分）的佐证。为此我在《小酒馆的现场主题》一诗中，设置和再现了一位现实中的“美学上级”。
雌声——也就是女性诗歌必须发出自己的、女性的声音。女性诗歌不是生理写作，不需要百分之百的女性化。而是一种方法论，它为女诗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点，不同于男性的思维方式。女性的声音，是一个单独的、独立于既有审美体系的诗歌标准，不是一种竞雄的方式，更不是男性语言的复制、填空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