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目前，打工诗歌、农民诗歌、草根性、底层写作现象为越来越多的新诗批评家和社会媒体所关注① 。有些论者从诗歌伦理的角度和诗歌美学自主性的立场质疑这场所谓的时代共谋的诗歌写作热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将诗歌问题伦理化的倾向抱以警惕② 。而说到诗歌伦理问题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诗歌的道德问题，这都涉及了诗歌的“善”即“用”的向度。也就是说诗歌与社会的关系，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而这几乎是20世纪一直伴随着新诗发展的长期争论而又聚讼纷纭的话题。实际上，不管是从诗歌伦理的角度承认或批判“底层写作”现象，都涉及到诗人如何有效地在尊重诗歌自身美学依据的同时，以诗歌方式承担时代和生存的责任，换言之，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这实际上远非一个新世纪之初才有的新话题，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题材的关系在上个世纪论争得还不够多吗？甚至大批的诗人正因为被主流的诗坛认为没能“深入时代”而惨遭罹难流放。经历19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的新诗历程，有必要重新检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题材决定论和美学自主性的关系，诗歌的社会伦理与美学伦理的关系等等。诗人深入当代、处理当下的甚至社会焦点题材是否就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表述和诗歌自身的美学伦理？
深入当代的时代伦理与美学危机
在所谓的“底层写作”成为重要的写作现象的同时，评论家该以怎样的标准和姿态来评价这些相关的写作现象？而“草根诗歌”、“打工诗歌”、“农民诗歌”和“在生存中写作”等这些并不一定科学的诗歌概念又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当下的写作境遇？是否意味着这些概念像一些批评者所声称的是对特定阶层的代言性的社会伦理写作？这些诗歌写作是否与诗歌的“技术主义倾向”是二元对立的？这都是当下的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体是围绕着诗歌伦理展开的，即是注重诗歌的社会性伦理层面还是侧重诗歌自身的美学伦理，还是采取兼容和多元的姿态，都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而非像一些研究者急于下结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捧杀与棒杀在我们面对正在进行的诗歌写作事实和相关的争论时都会有失公允。
有论者声称诗歌伦理问题是个伪命题，这种说法显然有待商榷。而说到诗歌伦理问题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诗歌的道德问题，这都涉及到诗歌的“善”即“用”的向度，也就是说诗歌的功用和职能是什么？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美学功能、教化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伦理是从诗歌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聚讼纷纭的话题。不管是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还是艾略特对诗人的极力赞咏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对诗歌伦理的不同体认。阿诺德曾说“一时代最完美的确切的解释，需向其时的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艾略特更是强调——“诗代表一个民族的最高的意识形态，最大的力量和最精细的感受”③ 。 而就中国诗歌而言，古典诗学中不论是诗言志、诗载道，还是兴观群怨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甚至诗可以“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等，不一而足都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和教化功能，也即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诗歌伦理。而20世纪的中国新诗，更是空前张扬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美学意义上的庸俗化的诗歌伦理，即过于倚重诗歌的战斗鼓动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诗歌和诗人成了国家和运动的传声筒，诗歌成了直接服务于社会伦理的利器和工具。
然而诗歌伦理，概言之，即是要求诗人和诗歌的承担责任并使诗歌发挥出应有的效应，这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是诗歌自身美学层面上的。而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指向，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肯定会出现不小的问题。这从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和新民歌运动、文革红卫兵诗歌和80年代以来的一些“纯诗”和技术主义倾向便可相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90年代的一些诗歌批评家将思考仅局限于诗歌写作内部的“美文修辞手艺”而恰恰忽略和搁置了对诗歌现实经验和求真意志的关注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出诗歌美学伦理意义上的好诗对于诗人并非难事，尤其是先锋诗歌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相反写出有活力的关注社会现实的“重要的诗歌”倒是长期成了问题。
把一首诗写得像“好诗”，并不困难。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如果诗歌只是一种惟美的遣兴，一种自我抚慰的话语迷醉术，那么诗歌史上已有足够多的作品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在今天继续写作，就是因为“惟美”和“迷醉”已不再是衡估诗歌成色的可靠标准。活力，是从写作发生学，题材和技艺，以及接受效果的综合效应提出的要求⑤。
然而诗歌伦理，概言之，即是要求诗人和诗歌的承担责任并使诗歌发挥出应有的效应，这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是诗歌自身美学层面上的。而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指向，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肯定会出现不小的问题。这从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和新民歌运动、文革红卫兵诗歌和80年代以来的一些“纯诗”和技术主义倾向便可相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深入当代或曰诗歌伦理不是主流的宏大叙述或题材的道德优势，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完全站在诗歌美学伦理的立场或单纯强调诗歌题材的道德优势都是有失公允的，而诗人的职责或诗歌伦理就是深入当代完成对当下噬心主题的揭示和切入，在尊重诗歌的美学本体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发现与命名。
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面对大量的民工进城、底层生存的贫困状态，一些身处其中的人有感而发的文字正构成了当下的写作现象。实际上，评价一种诗歌写作现象是将之抬高到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显然是高估了诗歌和诗人的作用，而完全站在美学自主性或是社会伦理性的立场又会失之偏颇。所以说诗人的责任或者说诗歌伦理就是在坚持诗歌自身美学伦理的前提下完成对当下题材的有效处理和命名，“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⑥ 。
我想强调的是，由于70后诗人特殊的生存环境、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尴尬性特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视野投注在“底层”身上。在70后诗人关注底层生活的写作中，这接近于静止的冷色调的场面、定格的琐碎细节和窒息般的鼻息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工业底层的沉重，光洁的城市广场的下面是黑暗、潮湿、锈迹斑斑的管道，那些修检者不得不弯腰在里面忍受关节的疼痛。当然，在近期的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中有很多问题都被重新简单化、粗暴化和道德化了，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诗歌既是想像的，又是经验的，我们不会要求所有的诗人都来像谢湘南、郑小琼这样关注底层和打工生活，更不能以底层作为评定一首诗和一个诗人好坏的标准，但是对于那些来自底层有着相当深切的生存体验的诗人，我们除了尊重、感动、震撼或许还有羞愧，尤其是那些对这些底层的生活陌生的人而言，底层题材的写作也未尝不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诗歌的题材没有先天的道德优势，一首诗能够震撼读者还有更为复杂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尊重诗歌的本体特性和诗歌技艺的前提下。所以，在一些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为数不少的诗作，同样是写底层但是对读者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阅读共鸣，更不用说震撼，因为这些诗成了散文化和道德化的脱离了诗歌本体和诗人真实感受的“非诗”的丑陋的东西。而谢湘南，郑小琼之所以能够引起持续的关注和认可，就在于他们的诗歌世界在诗人的灵魂、理性、情感、语言的多重关照和折射出呈现的是真实和独特，这种真实和独特既是来自经验的又是来自想像的。
打工诗歌、草根诗歌
首先看一下“打工诗歌”这个概念及写作现象。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而其中的一些打工者所写出的诗歌作品渐渐被指称为“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作为一种诗歌写作现象甚或是一个诗歌概念，其提出肯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当然在合理性甚或必然性之外也不乏主流宣传和商业时代媒体的积极介入和炒作的嫌疑。团中央和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鲲鹏文学奖”晚会无疑对“打工诗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甚至争论。实际上“打工诗歌”这个概念有其模糊性和狭隘性，往往会认为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就是进城的农民工写的诗作。但实际上，打工诗歌也应该包括那些写作者本身并非打工者但是写出的关注打工题材的作品。通史“打工”包含着多重含义，而“打工写作者”的身份也是复杂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化和商业化、资本化越来越显豁的时代，打工者不仅有进城的农民工，而且包含不同的职业者，甚至函括一部分知识分子。柳冬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这些技术性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论者指出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诗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而“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在柳冬妩和一些研究者看来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这样的诗歌，用形式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往往南辕北辙。⑦” 柳冬妩显然是将“打工诗歌”限定在题材和狭义的“伦理道德”层面，而将其与诗歌的本体性和技巧性对立起来。 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一文中极力称赞打工诗人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为当代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幸存者提供了一丝佐证，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他认为 打工诗人作品的感人和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们是写作者通过自己的发现和书写来实现对劳动与劳动者价值的一种伦理的捍卫。实际上，张清华是从诗歌伦理即诗歌和现实的关系上来赞誉“打工诗歌”的，即关注其题材上的“道德”优势，而评价诗歌的标准又绝对不是一维的排他性的。在认识到通过“打工诗歌”展现了一个独特生存世界的同时，是否应该降低对“打工诗歌”评价标准，尤其是艺术水准，甚或如柳冬妩所声称的不能从美学和诗歌肌质上来评论和衡量“打工诗歌”。这显然难以为评论界所接受，这也无形中削弱了“打工诗歌”的复杂性。在我的阅读中，有为数不少的打工诗人如谢湘南等无论是在表述经验和诗歌技艺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像钱文亮过多站在诗歌自身伦理即美学自主性的角度或过多强调底层写作的题材上的道德优势同样是偏颇的。
如果说“打工诗歌”这个概念存在缺陷并且一些阐释者也缺乏学理上的严性密，那么“在生存中写作”（或称底层生存写作）和“草根性”诗歌概念以及所指涉的诗歌写作现象就更具有一些合理性。那么相应的，像钱文亮的过多的以美学立场来评价“底层生存写作”和“草根性”就很难站得住脚。
张未民认为之所以关注“底层生存写作”是因为在“80后”青春（都市文学，校园文学）写作与中产趣味写作赢得市场、大行其道的今天，却另有一种孤独而执拗的写作力量在用尽生存之力呼喊着敲打着文学之门。而张未民之所以没有采用“打工写作”概念而是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个群体的创作，主要的还在于“在生存中写作”更能从文学写作方式的意义去标明或凸显该类文学写作的特殊含义和性质。即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感受，体现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中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的精神。“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充满了真正的现实精神和悲苦的命运所生发的情感细节与心灵的呼喊，没有审美的精神幻觉。“然而我们的文学和文坛，这些年来不能不说对他们有很大的忽略，有时更以一种纯文学、高审美的眼光拒绝了他们”⑧ 。确实，较之“打工诗歌”，“在生存中写作”更具有包容性，也把这种“底层”性质的写作现象凸现出来，也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张未民看来，可能任何写作者都是在生存中写作，但他所意指的“在生存中写作”只要是针对那些生存在社会底层为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而奔波忙碌的群体。
而说到“草根诗歌”可能就更为复杂 ⑨。2003年5月26日下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文学报》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浙江文学院、绍兴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浙江省第二届作家节绍兴鲁迅故里的百草园就“走近鲁迅：中国当代文学的草根性”议题进行了讨论。相当有意思的是与会者对于“草根性”的说法不一，如认为草根性也就是寻根性、越文化性、乡土性、乡土文学、大众文学、民间性、民间资源、民族性、地域性和国家性等。既然对于“草根性”还没能取得共识，那么钱文亮以及一些研究者就对之进行批评甚或否定就多少有些草率和鲁莽。如“草根性诗歌”是否就是乡土性或民间性诗歌？“草根性诗歌”是否与诗人写作的本体意识相冲突？“草根性诗歌”与“打工诗歌”和“在生存中写作”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的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都是需要深入辨析也是需要时间沉淀的，而草草对之进行批评或攻讦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说到诗歌的“草根性”问题首先要避免一个误识即草根性就是乡土性和民间性，其实草根性问题也与都市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黄灿然的“城市草根诗”就有着某种代表性。李少君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2006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李少君在《序言》中对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进行了阐释：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可见李少君是将草根性诗歌与观念性诗歌区分开来的 ⑩，“草根性”就是指一种如何摆脱新诗西化而如何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即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⑾ 。基于此，“草根性诗歌”或诗歌的“草根性”尽管在概念界定上可能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诗人的本土性特征和汉语写作事实，并没有像钱文亮所说的美学上的狭隘，反倒更具有包容性特征。
实际上，评价一种诗歌写作现象是将之抬高到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显然是高估了诗歌和诗人的作用，而完全站在美学自主性或是社会伦理性的立场都失之偏颇。如果不是过多的纠缠于诗人的身份和群体特征甚至某些诗歌概念的缺陷，而是从文本出发，从诗人写作的个体性和诗歌写作的多样性出发可能会更为恰切。正如王小妮在《张联的傍晚》⑿ 所认为的尽管张联被称为“农民诗人”、“乡村诗人”，但更应将其看做是一个独立的诗人。“一个人写起了诗，在艰难的生存现状中坚持，把诗当作‘自己的生命’来珍视，这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的缘起和终结都出自一个人的内心需求。”“一个诗人的实质只能孑然一身，他没有力量，也没有义务，去代表他以外的任何事物和群体。诗，最受不得约束，好诗，不被任何命名所框定。”我想这都是有所启发的。
①如《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推出“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专辑，发表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柳冬妩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王小妮的《张联的傍晚》以及该刊主编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等相关文章。
②参见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
③《托.史.艾略特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④陈超：《诗的困境与危机》，《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⑤陈超：《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⑥陈超：《深入当代》，《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⑦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⑧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 ——编读札记》，《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⑨草根性不只局限于诗歌，小说界也在讨论，而实际上草根性或草根文学的说法在台湾就有，并且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移民华人的写作被称为“草根文学”。
⑩李少君就认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观念性诗歌。
⑾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8页。
⑿《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