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瓒
三
考察当代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可以发现，“自白风格”和“女性意识”自“女性诗歌”发生伊始就被捆绑在一起，成为使女诗人的写作获得严肃褒扬或严厉批评的主要理由。迄今对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诗歌的批评文字中，最尖锐也似乎最显说服力的，当数诗人、批评家臧棣发表于1995年的短文《自白的误区》[17]。这篇文章将作为风格的“自白”与作为传达内容的“自白话语”（“女性意识话语”）结合起来分析，指出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不把翟永明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一种自白话语的强烈意识，而不是对诗歌的意识，正在成为当代女性诗歌最基本的写作内驱力。或者，也可以认为：当代女性写作经常把对自白话语的意识同对诗歌的意识混同起来。
换个角度理解，
当我们确认一位女性写作者是否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女诗人时，我们会察看她的写作是否处理女性意识的题材；或者更极端，挑剔其是否以女性意识为主要的写作经验。如果一个女性写作者写的是自白诗，那么这会被欣然视为她作为一个女诗人的成熟的标志。而当我们试图判定一个女诗人的写作是否具有艺术水准时，我们会审视她所表达的女性意识是否独特、新颖、甚至骇人。
这两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说，大概指在女性诗歌中，特殊题材和相应的主题内容（女性意识）的传达成了诗歌的出发点和目的，而某种特定的风格（自白）沦为了写作中张扬自我的工具。性别视角与风格在此变成了同谋共犯的关系。批评家进一步分析说：“自白话语不仅对女性写作，也对男性写作，意味着一种慑人心魄、感人至极的写作深度。它有主题上的吸引力，题材上所预设的新颖之处更不用说；总之，它直接指示着一种生机盎然的新领域。对女性写作来说，它还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召唤力。它更适合女性的天性。因为倾诉内心，几乎排斥了任何技术性的因素。这时，诗歌不再被看成一门经过技巧的磨炼而获得的艺术，而被兴奋地视为女性自身的一种潜在的天性”。引用了这么多文字，至此，除了接受其中合理而准确的推断之外，令人疑惑之处，是其中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或许不是臧棣本人所持的，因为这些评述基本是对现象的观察，但究竟何谓“女性写作”？何谓“男性写作”呢？是以写作者的生理性别分类的吗？如果这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有风格差别吗？还是只有题材的差别？或者比较而言，某种风格对于“女性写作”更危险，对“男性写作”则无害？因为说到天性，除了差异之外，是否也暗示了优劣？
无疑，臧棣的论述中带出了和“女性书写”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妨走出以自白风格见长的女性诗歌奇迹，讨论女性诗歌中“那些疏离自白风格的女性写作”，以及从写作年龄上讲，走出了青春写作，经历自我超越的女性书写者们[18]，或者继续探索自白风格，揭示女性书写的可能性，但这种探索并不以抛开女性意识，也不以轻易地否定女性主义认同为代价。其实，拓展题材也好，开掘多样的经验也好，对男女作者，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而一位想要继续书写自白诗的诗人，应如何通过探索一种新的风格或声音方式，来实验（实践）女性诗歌和女性书写的可能性呢？
这里的“女性书写”类似艾莱娜·西苏意义上的“女性书写”，是承认并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以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女性写作”。它不以写作者的生理性别划分，而是带有双性特征的，努力寻求抵制男性价值的女性表达。这种实验特点的“女性书写”或许并不总是成功的，如臧棣所批评的以自白为写作内驱力的女性诗歌，又如西苏、露丝·伊瑞格利等的女性书写理论也颇受争议，但是，那些已经写下的文本，包括普拉斯、塞克斯顿、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西苏、伊瑞格利等的实验写作和那些仍然值得阐释和革新的女性主义思想，却总能从技艺、激情和风格上激发后来的诗人和作家。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女性书写的传统中，进一步考察自白诗的风格潜能和写作实践。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迄今所见汉语中介绍普拉斯写作师承和影响源的文字中，我们总会读到另一位自白派大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名字，不错，普拉斯和塞克斯顿都曾是波士顿大学洛威尔诗歌课上的学生。但是，听听普拉斯本人对自己关注的诗人的描述吧，她很早就注意到文学史上可以让她效仿的女诗人的稀少，1958年，26岁的普拉斯写道：“傲慢地讲，我觉得我写下的诗行足以证明我是位‘美国女诗人’了。……谁能匹敌呢？噢，历史上的，有萨福、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米·洛威尔、艾米莉·狄金森、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蕾，都已不在人世。健在的，有伊迪丝·席特维尔和玛丽安·摩尔，变老的女巨人和诗歌老祖母。菲丽斯·马克金莱不算，她写谐趣诗，她被她自己卖了。我宁可看看梅·斯文森、伊莎贝拉·加德纳，以及最新近的诗人阿德里安·塞西尔·里奇。”[19]普拉斯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女诗人的关注，或许说明了她对女性书写传统的期许以及一种和女诗人竞技的热情。这样的期许和热情只为女诗人独有，也因此影响了她们写作的内驱力。在介绍安妮·塞克斯顿的写作时，马克欣·库明认为：“女诗人们尤其欠安妮·塞克斯顿一份情，因为是她开辟了新的疆土，粉碎了禁忌，承受了在此过程中的一系列攻击，因为她华丽的诗歌主题，虽然二十年后看似乎不够大胆。她公然地书写了月经、流产、手淫、乱伦和通奸以及吸毒成瘾，在一个社会规范根本不容这些成为诗歌的合适话题的时代……安妮描绘了女性问题重重的处境——这个时代的神经质的真实——尽管她未能妥善处理她自己的出了麻烦的个人生活。”[20]而与前二位诗人同代的诗人阿德里安·里奇稍后试图从理论上建立起一个女性同性恋的文学传统。这些论述和理论建设，说明女性书写不仅是一种开放的话语实践，也是一种对于女性表达传统的重建。在当代美国诗坛，也活跃着一群被称为后自白派（post-confessional poetry）的诗人，玛丽·豪（Marie Howe）与莎伦·欧茨（Sharon Olds）被认为是自白派的后起之秀。即使依然执著于描绘个人的生活，她们也坚持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声音。
在一篇谈论自己的写作心得的文章中，当代英国女诗人帕斯卡尔·葩蒂（Pascale Petit）把自己归入自白诗人的行列，并称自己的诗歌是“以魔幻现实主义书写艰难的个人经验的自白诗”。因为诗人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在她的诗歌中，她书写了对自己父母的怨恨，但她独特的自白风格表现在，她将自己的阅读和生活巧妙地结合，并由此把魔幻元素，包括神话传说、科学奇观等，融入个人的痛苦经验当中，创造了神奇而摄人心魄的新型自白诗。帕斯卡·葩蒂的实践证明了自白性在诗歌写作中的创造性潜能，或者说，是她的诗歌的创造性激活了自白风格。
性别话语和文学风格，在我看来，应该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相互发现的关系。通过创造和实践一种风格，揭示性别主题和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或者，以性别视角切入现实生活，探索无限多样的世界样貌，并肯定女性的创造力；而在实践层面，女性书写必须通过书写本身获得自主性，获得与世界对话的权力以及探入理想未来的视窗。
2007/11初稿，2008/2修订
[17] 臧棣：《自白的误区》，载《诗探索》1995年第三辑，页48-52。
[18] 臧棣：“自白话语基本上属于青春写作的范畴，在中年写作中，一个女诗人如果能抵抗住自白话语（并非要全然放弃）的诱惑，那么显示这种抵抗，才会被认为是最重成熟的标记。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诗人如何经历自我超越的问题”。《自白的误区》，载《诗探索》1995年第三辑，引文见页50。
[19] 引自Deryn Rees-Jones, ed., Modern Women Poets (Bloodaxe Books Ltd, 2005), p.157.
[20] 同前引，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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