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奧特，行吟詩人
[波蘭] C.米沃什
唐曉渡 譯
在中歐和東歐，“詩人”一詞的涵義較之西方有著些微的區別。在這里，一個詩人不只是把語詞排成美麗的序列。傳統要求他是一個“吟唱者”，他的詩應能讓眾人口口相傳，他應在詩中對全體公民就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發言。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對詩人的職責有不同的理解。假如戴奧特生在國王和貴族們在桌旁為詩人提供一個席位，以交換一首頌歌或一則笑話的時代，他大概會是最快樂的。甚至從前年代的著裝也較之我們時代的商業套服更适合裝點他的門面；僅僅是一頭長髮和手中的一把詩琴，就可以勾勒出一幅足以體現其性格特征的肖像。
戴奧特有著吉普賽人的黝黑皮膚，滿臉雀斑，個子不高，大笑時厚實的嘴歪向一邊，一副滑稽的怪相。他是個大背頭，頭髮往后梳。他的頭相對于他短小的身材大得不成比例，以致他看上去有點像宮廷畫中的小矮人或小丑。他的領帶結打得又大又松垮，由此透露出他對奇裝异服的嗜好。那些第二流的藝術家常常借助這類花里胡哨的怪癖确認自己的身分。但他的“附庸風雅”卻是他特立獨行的一部分。他以每一個手勢、語調的每一次抑揚頓挫把玩世界；他用不同的重音來區別他自身和周圍環境的節奏。他的節奏富于暗示意味。他在人頭濟濟的大廳里朗誦他豪華的詩篇。他是個出色的演員；他支配觀眾，知道如何調動他們的听覺并步步引向高潮，從不讓賴以為托的張力跌落。他慢慢地強化他的詩的壓力，在詞句之間頓住，想著他正在發言，正在歌唱。在這樣的時刻，他就是一道活生生的格律化符咒；他因此而改變，變得高大。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不斷改動他的傳記以适應當下的需要。他的父親一會儿是一位教堂司事，一會儿又成了一個餐廳老板。他的家族有時是捷克人，有時又和俄國人有聯系。對他來說，不存在幻覺和真實之間的界限。
他如何能懂得多門外語是另一件神秘之事。很難想象他會坐下來讀一本詞典或語法書，然而他卻大量征引拉丁語、英語、法語和德語詩。他曾念過一小段時間的大學，并因寫了一篇關于１７世紀某位英國詩人的論文而一舉成名，而這位詩人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他先杜撰了一大堆這位詩人的傳記材料，接下來又就其作品產生的環境作了細節性的分析。一個假充內行者、騙子－－而這正是他想時時充當并永遠充當的角色。當迂腐的教授被那些卓顯博學的論据搞得不知所措時，他卻在自我陶醉，樂不可支。
戴奧特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酗酒者，通常以持續數天為一個周期。酒精會把他帶入一种以行為來標志的幻覺狀態，而其他醉鬼很少發生這种情況。他曾在一家旅行社對著一杯啤酒發號施令。他曾租了一匹馬，途經一個主要路口時命令它停住，先向吃惊的圍觀者發表了一通講演，然后脫掉外衣，無動于衷地在那儿拉了一泡屎。他還曾向他的朋友們抱怨說，他在找他們家的時候大費周折，因為，如他所說，他一直歸屬的“他的人民”滿世界地給他瞎指路，他們化了裝以致他無法認出他們。如此的放肆言行表明，這位醉鬼陷入了霍夫曼（Ｈoffmann）或愛倫．坡（Adgar Allan Poe）的世界。他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其最后的避難所是文學咖啡座里的胡說八道。
戴奧特的詩是傳奇的一個附加出處。它和２０世紀上半葉歐洲寫下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他沒有受到過任何文學流派的影響。他沉浸在古意大利－拉丁文明的余暉里，我們的國家至今還打著這种文明的深深印記。他從過去的詩歌中借來若干次要因素，然后混合成一种令人聯想到他醉后想入非非的風格。他的詩是一個万花筒，由圓臉盤的巴洛克天使、被某种透窗而入的未知力量（它們被保留在最后時刻耳朵上妻子般的一咬中）攫走生命的魔術師、獵鷹訓練術和占星學家預言的世界末日构成；其間點綴著正在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留聲机唱片、沃土下夢想被釀成伏特加的土豆、狀若穿藍色緊身襯褲的少婦的行星，和郊外的民間舞蹈。他的詩富于魔力和喜劇性，毫無感覺卻充斥著感覺。眾所周知，這种由毫無關聯的因素拼湊而成的大雜燴在一點上迥异于現代詩的頹廢類型：盡管它訴諸獨特的意象集群，卻并不晦澀難懂。讀者受惑于它音樂的催眠術，會吞下在其他詩人那里令其煩惱的抽象成分，因作者突兀的編排而發笑，簡言之，毫不怀疑地步入一個由特殊規則所支配的領域，而這些規則与日常生活的規則全然不同。
他發表了許多署以一系列筆名的幽默詩。他在發現主題方面的創造力似乎無窮無盡。除了一些其他的作品，他還寫過一個組詩，題為《墳墓辦公室主任的短歌》。他喜歡在每一本書中插入一個有關他作品的虛构的目錄；我記得有這樣一個標題，叫“介紹吃人肉的習性－－大學講座速記：喬伊勒斯藥品商店出版，已絕版”。由于他很受讀者歡迎，所以他從不缺少來自出版商和電台的贊助。他的筆－－這是贊助他的唯一意義－－總能為他掙來好日子；但是他永遠缺錢花，因為到手的錢馬上就被他喝得精光。
當他清醒時，沒有誰會想到他是個寫“搞笑詩”的作者。其時他沉默寡言，情緒低落，躲躲閃閃；但只要一看到錢，他就變得活躍起來。他在討价還价時決不寬容。一旦他開出价格，再怎么爭辯也別指望他做出讓步。更要命的是，他還要求當即付現，使他的編輯陷入糟糕的兩難境地：他們很想要他的詩，但預付款卻要承擔風險，因為他或許會像從前一樣，馬上拿去開喝，而忘掉他所作出的承諾。某些編輯發現了一种解決之道：先付給他錢，然后就寸步不离地盯著他，直到拿到他的手稿。這樣的交易往往在咖啡館里進行。鈔票就放在桌上，放在雙方的合約之間。在軟化對手的努力歸于徒勞之后，戴奧特會拿出筆來就寫（或出色或低劣，取決于當時的情緒），然后取了錢揚長而去，又去買醉。
有時他會因酗酒而在療養院呆著，但“治療”的結果并不美妙。他一再用酒瓶戰胜醫療專家的的故事廣為流傳。其中一次絕對稱得上是凱旋。那次雙方－－病人和大夫－－都醉得不分彼此，居然還騎上自行車比賽穿過走廊。是騙子、酒鬼，然而又是個出色的、有魔力的－－盡管失之浮泛－－詩人。他在經濟危机的那几年開始他的寫作生涯。失業、普遍的絕望、納粹主義在鄰國德意志的興起，所有這些都參与了他作品特質的形成。他被正确地稱為“廢話大王”。然而，那些尚未被他淺薄的插科打諢蒙蔽的讀者還是從他的作品中看出了一种文明終結的不祥幻像，看出了“鐵腕時代”的臨近，大災難的臨近。他就像置身在一切均告喪失的年代－－歐洲此前曾陷入過的那些黑暗和野蠻的年代－－那樣說話。舊時代的恐懼和美在他的作品中又一次复活，然而其中已不复存在希望。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意象具有夢的一致性；它們以疾馳火車的速度互相追逐。他詩中經常出現的圣母（Madonna）形象并非是那個虔誠的圣母，而僅僅是一种風格化的裝飾。在他情節劇（Grand Guignol）式的詩中，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党人滿怀血腥的行動熱情在彼此殘殺，他卻在嘲弄地大叫：“噢現實！噢我親愛的媽媽！對于您殺死一只蒼蠅是同一种愚行！”而當他說：“攥緊我的‘沃特曼’(1)／我將消失在／永怀疑的深淵”時，他准确地界定了他自己。
他曾寫過一首題為《世界末日》的詩，其中學者和政治家、革命者，情人和醉鬼，金絲雀和貓，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場宇宙災變中灰飛煙滅－－歸于作者愿望的滿足和《舊約》中“一切皆是過眼云煙”主題的實現。而所有這些都出自一支游戲之筆。另一首題為《民間集市》的詩堪稱一場語言的騎術表演：年輕的男女們正成雙成對地坐在草地上玩翹翹板游戲，草坪上亂扔著空瓶子；突然天空中云團翻滾，大雨傾盆而至。漆黑的天空－－在某种程度上，這是戴奧特寫作的秘密－－在机關槍瘋狂的掃射聲中化作了一支維吉爾（Virgil）所說的“悲慘的牧歌”。
他寫得最不尋常的詩是《所羅門的球》。所羅門王為什么要給一個球？他為什么會生活在２０世紀？或許這根本不是所羅門王，而僅僅是所羅門？為什么失業者會在歌廳里賣蝴蝶？誰總在唱關于古利斯坦（Gulistan），一座玫瑰花園的波斯歌？那一大群警察來自哪里？又是誰突然開始狂熱地跳舞？執著于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毫無意義的。除非能在一首詩中運用自如，否則并不存在什么夢的特殊邏輯。T．S．艾略特曾用“婦女們出出進進，談論著米開朗基羅”來形容那些廢話連篇的人；戴奧特則在《所羅門的球》中把會話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進入了譫妄和“永怀疑”的領域。
戴奧特詩中所反映的世界是一個暴虐的世界；然而他的詩－－這里有更多怪人所特有的內在矛盾－－卻是對悲慘和絕望的解脫。當它們對生活強有力地說“是”的時候，其實正好相反。与他贊美世界的每一個詞相伴隨的，是快樂和強迫、言語和戰爭的一种荒謬的糾結。他愛他的幻覺效應。他愛他的語言騎術表演，愛星期天在維斯圖拉（Vistula）的旅游船上擠作一團跳舞的吉普賽人，愛,他在信中贊頌的妻子、躺在欄杆上睡覺的貓和鮮花盛開的苹果樹。他愛出于自身緣由的熱情和喜慶。他所触摸的一切都化作了運動、色彩和音樂的幻景。題材對他來說僅僅是一种借口。他如同一條蚕那樣，圍繞他所遇到的任何東西吐絲做茧。他可以就任何題材創作歌謠和贊美詩。
戴奧特從不顯示任何政治傾向。他總是一視同仁地嘲弄所有爭權奪利的人群而超乎其上。這就是為什么他1937年轉向極端民族主義令一些人感到惊詫的原因。一個重要的右派周刊的編輯曾長時間地試圖抓牢他，最后他通過重金購買，使戴奧特成為該刊的特約撰稿人而獲得了成功。這份辟專欄發表他詩歌的雜志持激烈的反閃米特人（Anti-Semitic）的立場。它巨大的發行量使得种族主義信念在我國，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廣為流布。自由公民很難相信戴奧特在這一階段玩的新把戲：他贊美列隊行進的長槍党員，預言一個“長刀之夜”，一個為猶太人、自由主義者和左派准備的“圣．巴托羅繆之夜”（St.Bartholomew`s Eve）(2)。這一事實又一次表明，确實存在這樣的藝術家和詩人：他的署名即提供了其全部的風格特征(3)。
他為什么要寫這些詩？他本是最不在乎种族問題的人，有著許多猶太人朋友。就在他發表种族宣言的當天，他還去找過這些朋友（當然，是找他們喝酒），跪著聲明他是愛他們的并乞求他們的原諒。致使他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必不在于他的政治趣味。作為滑稽丑角和行吟詩人，戴奧特決不缺少他的專業原則。他關心的是用詩歌來做交易，而不是他到底寫了些什么東西。怎么寫和為誰寫－－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藐視旨在迎合一小批行家的文學小圈子。他嘲笑只有少數知識分子才讀得懂其作品的詩人。他從不作那种無助于發現讀者的孤獨的反思。如同從前的那些行吟詩人一樣，他渴望的是一把詩琴和一大堆贊美者。就通過寫作反抗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陷入的隔絕狀態而言，或許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例子了。
戴奧特對猶太人的敵意并沒有种族根源。他對猶太作家的了解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因其作品的“价值”和“优雅”而受到特別稱譽的那些人，其原因在于他抵制并努力逃避“文學咖啡座”。此外，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他是一個生性熱情的人。大群列隊行進的人們，大群揮舞著的棍棒：這是健康，是力量，是純朴，是盛大的公眾節日。我的讀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讀者想要什么，我就給他什么－－這就是他在每一首詩中所堅持的。當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吸引大批群眾時，他就大步向前以与群眾保持一致。他要用心靈為千千万万讀過他作品的年輕人作證。他的驕傲被證明是正确的。那些作品深奧、脫离群眾的“先鋒”詩人往往為自己的詩歌技藝驕傲，然而即便是在他們的領地上，戴奧特也擊敗了他們。在藝術傳媒領域內，他們同樣做不到像他那樣處置有方。歸根結底，我們必須考慮到，為了生活他需要一位庇護人，這位庇護人將強迫他寫作，与他的酗酒作斗爭，一句話，對他既控制又關心。
戰爭爆發了。戴奧特作為個人被動員到前線。他所在的單位位于東部波蘇邊境。當蘇聯紅軍部署与德國軍隊會戰時，他被俄國人俘虜，然而卻和其他一些被解除了武裝的波蘭軍人一起，被移交給了德國人。接下來，他在一個德國戰俘營中渡過了五年時光。作為一名囚犯，他服過各种雜七雜八的勞役，主要是干農活儿。他被認為是一個不合格的體力勞動者。甚至很難想象，一個毫無准備的人要去對付這樣一种生活，其中最重要和几乎無法解決的問題是怎填飽肚子。然而，這位衣衫襤褸、揮動鐵鍬就像當眾朗誦豪斯（Horace）集中營一樣困難的奇人，這位宮廷小矮人，還是幸存了下來。毫無疑問，他有關德國的流暢知識于此幫了他不少忙。
与此同時，恐怖籠罩著華沙。那些此前的一個短時期內把德國視為榜樣的人，現在成了遭捕食的獵物。那位曾是戴奧特庇護人的右派編輯變成了最積極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他整個是一幅狂迷者的肖像。我還記得在一家咖啡館（那里是他的地下小組活動和發行地下出版物的基地）里最后一次見到他的情景。他那張瘦削的猶太人的臉（如同我國的許多反閃米特分子一樣，他也有一半猶太人血統）由于暴怒而受到了損害，眼神中充滿了灼人的狂熱，緊閉的嘴唇渴望著立即行動。此后不久，蓋世太保跟蹤而至，逮捕了咖啡館里所有的人，包括他和他最親密的合作者。這位編輯被長時間地關押在華沙的一座監獄里，直到一隊戒備森嚴的衛兵把他帶上生命最后的旅程。他被槍殺在華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樹、行刑的口令。他死得從容而平靜。真正令他害怕的、最糟糕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把他歸入波蘭為數三百万的猶太人之列。由于他有一半猶太血統，所以很可能拿他湊數。在那种情況下，他會一直呆在根据1940年占領當局的法令在華沙建立的猶太人區內。不必說，從那里他會像其他人一樣，被送進毒气室。
民族主義“運動”，分列式行進，激昂的人群！1939年決定性的失敗令所有的人灰心喪气，只留下有關人類愚行的些許記憶。納粹趁机把反閃米特人的計划付諸實施。然而不但不再有猶太人聯合抵制的事跡，也不再有猶太商人的煩惱，甚至不再有像戴奧特那樣的文學較量。我曾是華沙猶太人區慘案的目擊者，但要我寫出這一慘案迄今都很難。猶太區熊熊燃燒的情景透過我成年歲月的平靜陳述，過牢地把我的全部生活焊接成一個整體。但我可以描述一個小事件。常常，當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館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過這座大都市時，會陷入某种擺脫不了的思緒。我看著身旁過往的淑女們，看著她們華美的秀髮，她們驕傲地揚起的下巴，她們線條柔和、召喚著愉悅和欲望的細長咽喉－－每當這時，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一個同樣年輕的猶太姑娘。她大概二十歲左右，身材丰滿，光彩照人，成天興高采烈。當時她正舉著雙手，胸膛前挺，沿著街道奔跑。她尖銳地叫喊著“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來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無准備的身體沒有任何關系。在她的叫喊聲中，党衛軍的沖鋒槍子彈把她擊倒在地。
對身體來說，子彈鍥入皮肉的一刻是令人惊愕的一刻。在血淋淋的碎片當街跌落，并被党衛軍的皮靴踢在一旁之前，生命和死亡剎那間混而不分。在那一時期正值生命的巔峰狀態而慘遭殺害的千百万人中，這個姑娘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然而，每當我沉醉于人類生活中那些生動之美時，總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她并沉思其所以。這种情形也許和原始部落中有選擇的性狂歡屬于同一范疇。在這樣的時刻，這一种或那一种欲望的性質全都一樣，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融合于一种強烈的共通感受，而這种感受使每一個人從屬于整體。一夫一妻制不能提供任何途徑以渲泄這樣的迫切沖動。換句話說，這是人類之愛的深厚基礎，一种不可能真實設想的虛擬之愛。看著一群正在歡笑的女孩，你想不到那個猶太姑娘也是她們中的一員，是她們同一和永遠的在場。關于在德國的那些日子，戴奧特后來寫了許多詩，其中最好的之一涉及一個被捕后又被驅逐到第三帝國的威尼斯女孩的死亡。這是一首色情的詩。在詩中，那個威尼斯女孩不是作為一個個人，而是作為一种青春的美，作為胸脯、臂膀、雙手和雙股的迷人魅力出現，而所有這些都被死亡所吞噬。
1945年，戴奧特和他的難友們迎來了英國的解放部隊。由于身邊相伴的都是些曾流亡倫敦的波蘭軍人，他又開始了過去的生活循環：飲酒和歌唱。耗干了這些人的錢和酒之后，他動身去了法國。如同1939年一樣，那又是一個普遍怀疑的時期。歐洲的一切都在路上：數百万苦役犯、囚犯和奴隸正在返回他們的家園，另有數百万人則正在逃离本土或被驅逐出境。戴奧特每到一處，都會碰到為數眾多的波蘭人。他寫与讀者情緒完全一致的愛國詩和反俄詩，從每一家流亡者机构那里榨錢。他戰前的那些擁戴者們欣喜于他的幸存，為他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
然而，慢慢地，他在巴黎和布魯塞爾的生活失去了光彩。出版作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所有國家的出版机构都已解體；錢更是少得可怜。他感到他正在變成一個普普通通、落魄潦倒的离鄉背井者。他的滑稽，他的個人風度，他的詩意，都已成為過去，不再有人關注。郁悶、辛酸的移民，一處真空，一种災難的體驗。能夠把他帶回溫暖和友情的人民大眾在哪里？在他的本土！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她靠在華沙不同的餐館里打工渡過了德國占領時期。從波蘭來的出版商使他相信，一切都在趨于寬松。華沙政府的特使向他保證，他將受到熱情的接納，他戰前的右派過失將得到寬恕。
戴奧特回波蘭時難免一路丑聞不斷。從下船的那一刻起，他就進入了一种酒精中毒和愛國熱忱相交織的欣快症狀態。他從每一個火車站給他的妻子發電報。當他最后由一位他從布魯塞爾帶來的女朋友陪伴在克拉科夫（華沙陷落后他的妻子去了那里）露時，他的妻子立刻采取了嚴厲的約束舉措，攆走了那個女孩。他的妻子出身于一個格魯吉亞的逃亡家庭。她又小又瘦，黑頭髮，有著東方人的相貌：一只微隆的漂亮鼻子，一雙火辣辣的黑眼睛。她喜歡在曼妙的手腕上套一副銀手鐲。總而言之，她看上去像是一個高加索女子。盡管她馴順而富于女人味，卻有著一副經商的好腦子和把丈夫抓在手心里的天才。
戴奧特的歸國為那些文學的指導者和宣傳机构提供了便利。他是一位大眾詩人，而他作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只會增加他的身价。對新政權來說，他較之許多過分熱心的左派分子，是一筆重大得多的財富。
他總是需要一個庇護人；現在他找到了一位真正慷慨的，那就是國家。他變成了一支名符其實的金筆：它寫下的每一個字－－他在一長卷紙上用大大的、裝飾性的字體寫作－－都給他掙來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稿費。此外，他對語詞的熱情－－沒有這种熱情他就不能活－－現在也被安置在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上。种族主義已成為歷史：既不再有長槍党徒，也不再有興奮的人群；有的是國家的重建，是通過獲得西部原屬德國的版圖達成的民族和解的光榮。現在不管寫的是什么，他的詩中總是陽光燦爛。這很好。他的詩中充滿了樂觀主義的主題，充滿了重建國家的畫面和快樂未來的遠景。這就更好。由于能夠毫不費力地找到渲泄的渠道，他的寫作開始走向泛濫。從他的工作間里源源不斷地涌出頌歌、諷刺詩、幽默小品和對話的洪流。一家雜志為他辟了個叫“綠鵝”的專欄，供他每周發表他所謂的“戲劇片斷”。那都是些短短的小場面，他稱之為“世界上最小的戲劇”。我迄今未在其他語种中讀到過如此純屬荒謬的作品。“綠鵝”的主人公是人民、動物和客體。那些參加他每周一次的“卡巴萊”(4)表演的讀者對自己喜歡這類怪癖多少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會照准每一期的標題猛扑過去。
他的行為成了多次論爭的主題。有兩种人對他感到憤慨：那些一心想被認作是“可靠”的人和采取馬克思主義嚴肅立場的人。他們問道：怎么能允許這個小丑像在巴黎的存在主義咖啡館里一樣胡作非為呢？他不過是一個發了瘋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為什么要在指導性雜志的頭版發表他的詩？為什么准許他從事專業創作？每個人都對他從事過反猶活動記憶猶新，那時他曾用“長刀之夜”威脅過他的同事！而現在，沒有誰比他活得更逍遙自在。這難道不令人感到羞辱嗎？
那些經驗老到的党員則努力平息清教徒們的狂暴，對他們的天真報以寬容的微笑：眼下還需要戴奧特。他還有用。他有許多追隨者；他所寫的東西有助于創造一种愛國主義的气氛。這是一种政治炫耀：甚至右派分子和天主教徒們都在和政府同心協力。廣大讀者對嚴肅、明智的文學尚未做好准備。此刻，戴奧特的滑稽戲是最合乎其口味的了。所有這些都是一場暫時的游戲；然后－－砍他的頭！
當波蘭為條約所迫，對俄國從克制的尊崇最終走向徹頭徹尾的偶像崇拜時，戴奧特沒有讓任何人胜過自己。他寫蘇軍戰士的英雄主義，寫每一個波蘭人都應對俄國怀有感激之情，寫列宁，寫共青團的小伙子們。他在每個方面都走在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列。作為一名著名詩人，他接到了一份蘇聯護照，去莫斯科呆了些日子，然后以散文詩的形式發回了一份熱情洋溢的報告，其中宣稱，莫斯科的宏偉壯麗只有一點美中不足：它太像泰奧密那（Taormina）(5)；正如那里的人們吃許多橙子一樣，他不喜歡吃橙子。
他的這份報告逼得清教徒們要發瘋。他們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沮喪，更令人敬畏的城市。戴奧特的歡天喜地全都帶著嘲弄的筆触。它們似乎在說：“你們不是想我唱贊美詩嗎？很好，我會一直唱到脹破你們的耳朵。”盡管如此，仍然不容易揣摸他的真實意圖。你根本說不清他究竟是在撒謊還是在講實話。正常的標准對他不适合。他在不同的尺度上晃動。他如同一個魔術師，永遠能從帽子里拎出适當數量的兔子，而所有的兔子都有你需要的顏色。他將一切都轉化成輕快的滑稽歌劇。由于他不斷使用夸張作為其藝術手段，他的對手提不出任何不利于他的證据。他既不嘲弄也不言及真實；他表演花招，實行為藝術而藝術。
他從不“嚴肅”。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基本要求。在舉行了那次作家代表大會－－會上宣布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唯一被允許的創作方法－－之后，嚴肅的党人們開始對他采取行動，确信這次他們將洗雪前恥。他們分析了他的詩，然后證明說，世界之于他除了是一個供其耍弄的玩具外什么都不是。早于論戰，他曾寫了《有關一只被運貨列車輾死的蝴蝶的挽歌》一詩。這首挽歌盡管標題夠長，詩本身卻只有四行；其結尾部分說，這只沒有頭腦的蝴蝶完全命該如此。現在他發現，他自己也處在了那列貨車的車輪下。嚴厲而精确的時代正在開始。在這以前，只要是主人所要求的服務，他可以寫無論什么題材的詩：從圣母到列宁和莫斯科；而且他的詩從不缺少自發性，它們總是枝繁葉茂。當然我們必須加上一條：在這些詩中，圣母也好，列宁也好，莫斯科也好，都變成了某些非現實的東西，某种云中戲劇。然而現在，“与創作過程中的自發性作斗爭”已經成了一句口號。這意味著：僅僅去寫那些被規定的題材是不夠的，還得按照被規定的風格去寫。
戴奧特一心想要為他的東家服務。為了像一個詩人那樣生存，他需要一位親切、有趣的領主，這位領主相信，不論是他的政府，還是天地間的万事万物，都不值得過分嚴肅地對待；詩歌－－半是嚴肅，半是嘲諷的詩歌－－比這些重要得多。但是這樣的領主早就不存在了。那位奴役他的東家之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容忍他，不是因為他的詩歌可愛，而是因為詩歌僅僅意味著走向一种終結。當他的詩歌不再服務于那种期待中的終結時，他的主人就生气地皺緊了眉頭。出版社接到指示說，除非他在詩歌中表示改過自新，否則決不許發表他的作品。那些清教徒們愉快地搓著手：他們終于擰住了他的脖子。他們知道，無論戴奧特作出什么樣的嘗試，他都無法改邪歸正。去除了形式上的丰富繁茂，他的詩就和那些俯拾皆是的二流韻文不再有任何區別。
由此他步入了充滿陰影的生活。然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應該存在絲毫的浪費現象。那些扮演完角色的人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能力找到工作。戴奧特的生存是有保障的：一家國營出版社委托他做一個項目：翻譯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
失去天恩后差不多兩年，他又獲得了另一個机會：那份指導性的文學周刊奉命公開討論他過去的所有罪行。這是一种特殊類型的審判，在這類審判中，事先就已准備好了有利于起訴方的裁決。戴奧特將又一次獲寵，但也將僅僅是暫時的“又一次”。
（譯自《被禁錮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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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沃特曼（Waterman），其時一种自來水筆的品牌－－譯注。
(2) 法國胡格諾戰爭期間天主教徒對胡格諾教徒所發動的大屠殺事件。時在1572年8月24日凌晨，那一天是圣．巴托羅繆節。
(3) 指戴奧特不斷變換其筆名，同時也可能影射“戴歐特”（delta）本身。因delta的意思之一是指數學中變數的增加－－譯注。
(4) 卡巴萊（Cabaret），有歌舞表演的餐館。
(5) 意大利南方的一座旅游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