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樺
一、伯希和的“宣判”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為“西洋治中國學泰斗，成績最大，影響最廣”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离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中國近百年來橫絕一世的當代史學鉅子陳垣、胡适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胜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志不移，必以執事（這里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 ?此話在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當面听來個中滋味可想而知，其內心的漢學之焦慮必日益緊迫。
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于1932年底到達北平﹐直到翌年4月离開﹐几個月中可謂震動華夏學術界﹐北平的學者名流更是歡呼雀躍﹐不亦樂乎。另据梁宗岱回憶：“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熱鬧的宴會上，聚當時舊都名流學者于一堂，濟濟蹌蹌，為的歡迎著名漢學家，東方學家法國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參加者還有其他歐美人士，因此交談語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擔任義務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我照話直譯。頻頻舉杯，滿面春風的胡适把臉一沉，不言不笑，与剛才判若兩人。一個同席的朋友對我說：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截了當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于你呢。這位朋友确有見地，他的話應驗了。我和胡适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 ?的确，作為20世紀上半葉國際漢學界一言九鼎的領袖人物伯希和的意見實在是深深地刺激了胡适的自尊心。
眾所周知胡适一生有三大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學，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國故。而第三個志愿正是胡适的弱項，但也要感謝胡适，正是他的提倡使得國學研究在20世紀初至30年代成為中國十分時髦的學問。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國學是胡适的弱項，為何他要大力提倡呢？其實中間有一段隱情。中山大學教授桑兵先生一語道破：“作為整理國故的倡導者，胡适治學的具體成就一直未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魯迅和郭沫若都曾間接地批評鼓吹者其實不配整理國故，不約而同地將真正國學研究的桂冠戴在王國維的頭上，稱贊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所批評的對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獎也沒有胡适的份儿。王國維在世時胡适也許還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國學術界領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另外，胡适寫的白話新詩也給嚴肅的學術界以口實。為此，胡适當然也欲在他的第三大志愿上有所作為。但殊不知被國際漢學界扮演學術警察的伯希和視而不見，而且根本不承認胡适是代表中國學術与世界潮流勾通的當然人選。這才有后來胡适下苦功夫于《水經注》公案一書，欲以在國學上打一翻身仗。結果用了近二十年時間于“《水經注》案”的研究卻落得個“建樹實在不足稱道”（《水經注》專家陳橋驛語）。?桑兵也認為：意在爭胜的胡适重審《水經注》公案，對《水經注》研究固然無所裨益，對于公案的審理也可以說是事倍功半。?寫到這里，筆者不禁不胜唏噓，伯希和的“宣判”竟在胡适這等人物的內心激起如此大的波濤，可見伯希和的國學水平或漢學水平真在這一幫北平的國學大師之上也。据有關歷史學家認為，伯希和的學術視野，國學功夫及研究范圍甚至超過王國維、陳垣，更不容說超過陳寅恪、傅斯年等人了。
二、伯希和其人
研究海外漢學的人都知道，巴黎曾是國際漢學的首都，直到20世紀后半葉這個“首都”才遷往美國。歷史或許真的很奇妙，似乎真有某种天意，大漢學家在20世紀前半葉紛紛誕生于歐洲，尤其是法國。漢學在法國甚至成了本國學術的一部分。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曾說：“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法國20世紀上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他是歐洲漢學泰斗法國大漢學家沙畹的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三人為馬伯樂、葛蘭言、戴密微。伯希和主要是一位文獻學家，對漢籍目錄的校勘當屬中外學者中的佼佼者。難怪當時有學者認為：“伯希和對純粹中國材料認識之多，在北平學界也大可惊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1939年他還被聘為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伯希和真正成名是与他的敦煌學研究緊緊相連的。但一提到敦煌，就難免勾起我們的國學或漢學之痛。余秋雨在其真正成名之作，即那本風行神州的暢銷書《文化苦旅》中，開篇便為我們展示了敦煌遭劫這一幕：“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雖然伯希和到達敦煌比斯坦因晚了一年，帶走的資料在數量上不如前者多，但在質量上卻胜一籌。1909年9月，伯希和由河內再次來北京時，曾將隨身帶去的一些敦煌珍本秘籍，出示給羅振玉等中國學者觀看，羅振玉看后內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也正因為伯希和于1905-1910年間所進行的中亞考察及收集的大量敦煌文獻資料，使他回國后于1911年被任為法蘭西學院中亞語文、歷史和考古教授，并開設“中亞西亞歷史、地理考古學”講座，奠定了他的漢學地位。伯希和一直提倡治漢學應有三方面的預備：一是目錄學与藏書，二是實物的收集，三是与中國學者的接近。而在這三方面，伯希和可謂都做到家了。難怪傅斯年也高呼中國學者應“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范圍。”在此又可見傅斯年對漢學的焦慮也。
伯希和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著有六卷本的《敦煌圖錄》（1920-1926年），他所收集的敦煌文獻材料，已基本全數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美術品入藏巴黎盧浮宮，后歸基美博物館。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標號，縮寫成P，中文簡稱“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韓百詩組織一批學者，把這些藝術品系統分類，編成《伯希和考察 隊考古資料叢刊》，已出版了十几卷。所有這些均是漢學研究的珍貴文物与資料。
前面提到伯希和曾將隨身攜帶的一些敦煌文獻出示給羅振玉等人觀賞， 這些文獻的重要价值當場便得到羅振玉等人的認可。伯希和与中國學者結緣，敦煌這批國寶是重要媒介。1924年陳垣將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八千余軸，分辨類別，考訂同异，編成目錄，并將該書命名為《敦煌劫余錄》，据說就是要取其歷劫僅存之意。1930年該書付印前，陳垣自序中有如下一段：“（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當時有些陳垣的朋友勸陳垣不要在序中點名，因為這兩人來中國，在學術會上還要碰面，尤其是“劫余”二字太過“刺激”，是否改一名稱。陳垣當即說：“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概之思，怎能更改！”?就這樣，該書于1931年順利出版。筆者猜想伯希和讀到該書書名中的“劫余”二字時心里恐怕還是有些古怪与不安的。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后來對陳垣的激賞。這一點足以說明他是一位慧眼獨具的真學者，再說一件很少為人知道的事情，可見他在治漢學上的認真。現在大家都知道費正清這個名字，這位美國漢學家（或者稱其為中國問題專家更合适）當時的古漢語水平很成問題，他是在不懂漢語的情況下著手研究中西關系的，但此人非常聰明，在選擇留學時，有意選擇漢學研究比較薄弱的牛津大學留學，而避開了巴黎、萊頓等歐洲漢學中心。如今在中國和日本、美國出版的有關費正清的傳記与研究中，几乎都不想說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曾經被當時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研究特約學術顧問伯希和否決了向該學社申請研究基金一事。?那是因為費正清的古典漢學基礎沒有達到讓伯希和滿意的程度。當然他更不敢拜伯希和為師，因為入學考試這一關他就過不了。但這一切并沒有影響費正清成為20世紀下半葉國際漢學界執牛耳的人物，有關費正清暫此打住，這里只說伯希和以及中國學者對失去漢學中心的焦慮。
三、陳垣的焦慮
伯希和所治之漢學（不僅僅是敦煌學，包括早于陳垣十年前与沙畹合寫的《中國摩尼教考》及未完成稿《元朝秘史》等）如一座大山擋在中國學人的面前，不僅陳垣十分焦慮，可說當時的大師們都有些焦慮。前面說了胡适的意气之爭其實是焦慮。下面在談陳垣的焦慮前，先看看另外几位大學者的情景。首先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讀書种子陳寅恪在留歐期間，由王國維介紹，專程登門拜訪過伯希和。以至于后來陳垣欲与伯希和交往，還向陳寅恪索要通訊地址。陳寅恪拜訪伯希和所談內容或有何討教，筆者不知也不敢亂猜。但至少陳寅恪后來的著述主要追尋歐洲東方學的治學之路，可見其受了伯希和的影響。而影響不免引起焦慮，因此才有陳寅恪在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時聲稱：“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后。”?1931年吳宓也去巴黎拜訪過伯希和，開始并不投机，后來才免強說得過去。吳宓在日記中有所記述：“彼乃一考据家，又頗有美國人習气。迨宓述王國維先生及陳寅恪君之名，又自陳為《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對宓始改容為禮。”?從中可見，在吳宓未通報出處時，伯希和或許僅把他當作一般漢學愛好者或崇拜者對待。另：傅斯年這位十分民族主義者的學者（但他早年卻激進得嚇人，曾提出廢漢字用拼音等）在給陳垣的一封信中也說道：“斯年留旅歐洲之時，睹异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并漢地之歷史語言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11]?從以上可見，焦慮，對漢學中心的焦慮呈漫延之勢，而其中最為焦慮者當屬陳垣。雖然此文開篇說了伯希和已對陳垣作了首肯，推之為唯一的中國首席學者，但陳垣這位近百年來橫絕一世的史學鉅子豈能隨意對巴黎漢學界府首稱臣，其內心沖突十分劇烈，同樣深怀与國際漢學界，尤其是巴黎學派一爭高下之心。當他目睹有關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學術為西洋同行超過之時，他的內心感到的只是奇恥大辱。他的焦慮常常使他坐臥不安。他曾對胡适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气，盼望十年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12]
自20年代起，陳垣在許多場合表達過他對漢學中心不在北京的焦慮。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在龍樹寺抱冰堂舉行懇談會，陳垣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13]1928年，翁獨健在燕京大學一年級的課堂上听到陳垣感慨地說：“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14]1929年陳述听陳垣在北師大講課﹐其間也談到﹕近世國外研究漢學主要指中國歷史的中心在巴黎、在東京，我們要從法國、日本奪回來，中國史研究，我們不能落后于國外。[15]桑兵認為，陳垣這一番話，對后來者影響巨大。他的許多學生及再傳弟子都響應其號召﹐在史學等各方面以求接近、赶上或超過法國。?[16]
二次大戰時，法國漢學界遭到重創，馬伯樂于1940年死于德國的集中營，葛蘭言在德軍入侵法國時一气身亡。伯希和雖然熬到戰后，但也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長辭。1945年11月2日，同樣身經懮患，心力交瘁的陳垣“閱報知伯希和先作古，更為之悵然。”[17]?陳垣一生所追求的學術志向就是与巴黎學者（當然也包括日本學者）爭奪漢學中心地位，理想便是“動國際而垂久遠”[18]，而如今伯希和已死，陳垣也痛感廉頗老矣。即然如此，陳垣遂作伯牙斷琴，從此擱筆。因為既然失去了伯希和這樣強大的對手，他亦只有做獨孤求敗的漢學英雄。因為縱便他把欄干拍遍，也再無人會登臨意了。
時光已過去50多年了，漢學的中心回到了中國嗎？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鐵的事實：從日本、歐洲到美國，每一天都有關于中國古今各方面的研究著作問世。遙想宇文所安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風卷華夏學界的“雄姿英發”（至今亦如此），我不得不喟嘆：現在不是考慮如何從巴黎或京都搬回漢學中心的問題，而是考慮何時從美國搬回我們心中渴望已久的漢學之一點，那怕是很少的一點。“這個問題似乎在今天還沒有确定的答案”[19]。但我們至少可以鼓起饒芃子呼喚“陳垣學”的熱情[20]?，立即開始腳踏實地的漢學工作，或許某一天漢學中心會在不覺之中重返華夏大地。
注釋：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頁。
趙白生編：《中國文化名人畫名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頁。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頁。
同第235頁。
同第254頁。
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劉乃和：《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54頁。
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第100頁。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轉引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13頁。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三聯書店，1998—1999年版， 第5冊， 第196頁。
[11]引自杜正胜：《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与史語所的創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之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1998年版，第27頁。
[12]見《胡适日記》（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版。
[13]鄭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見《光明日報》1978年3月11日，或翁獨健的另一文章《我為什么研究元史》（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頁）。
[15]引自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第308頁。
[16]同，第201頁。
[17]同，第561頁。
[18]同，第355頁。
[19]同，見余英時為劉正所著的《海外漢學研究》一書所作的序文第2頁。
[20]參見暨南大學編《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饒芃子的文章，尤其是文章的題目《學者在呼喚“陳垣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