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

去了解哪些力量﹐
使世界變成一個整體。

----歌德《浮士德》

多年來﹐沒有哪一次比今天的詩人聚會更讓這個城市在此刻顯得如此非同尋常。

無論從哪一種角度上看﹐這都是一次詩歌界質朴､莊嚴､罕見的聚會。我寧可不把它看成是一次藝術策劃事件。它不是一次類似官方舉行的藝術雙年展､不是一次對詩人論資排輩､樹碑立傳徒勞無益的聲明或頒獎活動。這樣類似的鬧鬨哄爭先恐後的活動到頭來被時間證明是自慰式的宣泄。當我被邀作為一個非詩歌界權威站在這裡發表致辭﹐足可證明﹐今天的詩人聚會在其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度與以往有?顯著區別。同樣﹐今天的活動的發起者並不是某個所謂權威機構､或者某個詩歌流派急于要向詩歌界或大眾表明他們的一種姿態﹐或者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對抗性游戲中的一個文化附庸﹐或者帶有某種商業利益企圖的時尚沙龍等等﹔今天詩人們到場----恰恰是因為在這個城市中熱愛詩歌的兩位名不經傳女士的心願﹐她們此舉的理由非常簡單﹕詩歌是重要的。僅僅因為詩歌本身﹐它作為一種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元素足夠可以毋須其他理由讓我們彙集于此。就此而言﹐這個活動無論在杭州､海口､西安､成都､哈爾濱或者任何一個不知名地點都具有同樣非凡的重要性。

也許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個有點懷舊的傢伙。因此當兩位女士找我商談時﹐我們幾乎毫不猶豫地確立了今天的主題與極少數人的範圍。我非常榮幸可以不必介紹各位﹐因為只要略懂一點當代詩歌常識的朋友都可以斬釘截鐵地默認你們曾經對漢語當代詩歌珍貴的餽贈。不僅如此﹐正是因為在座的以及更多因客觀原因未能列席的詩人們﹐漢語詩歌無疑已成為當今國際詩歌界不容忽視的組成部份。

“紀念詩歌”----並未意指詩歌已經成為過去詞。在這裡﹐詩歌並不是一個名詞。詩歌是一種發展。紀念也不僅僅是一種追憶。也許本來換一種說法更清晰﹕當代漢語詩歌的過去及今天的坐標關係。但這看上去像學術機構令人乏味正襟危坐的研討會----詩歌的日常功用﹐它有機體的豐富內涵﹐嗓音與重量丟失了。我們希望今天的小型沙龍是詩人們自己的﹕環視一下今天的場景﹐我們並未身處富麗堂皇的會議廳﹐此刻是在地下室。靜悄悄､令人耐人尋味的城市中心的地下室。這幾乎暗合?當今詩歌低調的獨立性----這並不表明我們從地下的立場觸動詩歌生長的本質﹐我們只是沉默地按捺在漢語當代詩歌準確悅耳的音穴上和詩歌莊嚴的脈腕上。
當代漢語詩歌在30年前播下的種子﹐經幾十載春秋直至現在----70年代萌生的詩歌給中國當代文學所帶來的影響仍然不可名狀。在座的都是當代漢語詩歌運動的目擊者與參與者。包括那個遙遠時代詩歌運動的發起者與先驅人物。食指､北島與芒克﹐即為那個時代的先驅與其中傑出的代表。既往的詩歌研究以及近年來有關論及當代漢詩的出版物﹐把前北島時期以及朦朧詩以來的詩歌發展看成是孤立的詩歌編年史或流派羅列﹐用簡單機械的方法論把詩歌運動表象地歸納為量的分配。

隨?時光流逝以更開闊的眼光看待幾十年的漢語詩歌﹐當代漢語詩歌始終是中國社會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沉浮的大背景下與廣闊社會變遷的一部份。如果說七十年代末是因為社會要求少數啟蒙者與時代覺醒者對強權政治作出懷疑﹐在全民性的創傷上開始呼喚人道主義與自由信仰﹐並且直接引發了當代中國文學新的烏托邦傾向﹐那麼八十年代是中國思想界､知識界與文化界最為激進而跌宕起伏的十年。這是激進與保守､自由與反自由､民主與專制､文化解放與政治管轄顧此失彼､矯枉過正與犬牙交錯的十年。其中﹐沒有一種藝術能象詩歌寫作與詩歌運動一樣顯示出八十時代的鮮明特徵與文學激情。也許我們可以武斷﹐中國文學史再也不會擁有那個年代雄心勃勃的文學現象。當小說界的現狀只停留于一些先鋒小說家的文學實驗初見成效時﹐“地下詩歌”卻像一種文學宗教一樣遍及全國。各大城市､民間與校園的詩歌地下出版物汗牛充棟。詩歌團體､各種流派與宣言層出不窮﹐在相安無事的爭辯與溝通中綿延不斷﹐而一些真正的詩人正在那個紛繁的局面中開始確立自己的風格﹐自覺關注詩歌本身的權利與詩歌更為重要與廣闊的一面。

那種至今看來儘管種種幾乎幼稚的社會抱負､那種對文化精英的神話嚮往﹐急切地要求與西方社會對話或與西方藝術大師同化的心情促使的文學藝術實驗﹐大有西方一百多年的藝術變遷史在中國短短的十年間似乎得以成功嫁接的幻像﹐其中不乏產生出一些確實光彩奪目的佳作與優秀詩人﹐但八十年代註定是勇氣促成的潰敗﹕一個由知識界精英們為導向的文化現象夸大到了不顧政治機器的權威性﹐以文化激情充當的政治勇氣到頭變成了令人揪心的心靈創傷。儘管八十年代最終以悲劇落幕﹐但是八十年代的影響仍然深深延伸至今﹐它仍舊是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藝術的活力源與分水嶺。八十年代因它的失敗而成為一段永不可重複的成長。我個人以為﹐八十年代詩歌真正的影響﹐並不在於那種狂亂恣肆的寫作實驗與詩歌運動﹐它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社會爭論與意識形態領域分道揚鑣的轉折點。它導致了藝術已不再臣服于一種強權意識﹐通過主流意識與非主流意識､政治文化與亞文化的離異﹐詩歌則成為一種更自由､多元地辨別世界的獨立存在。

八十年代留下的余輝恰如其所投下的長長的陰影。它的代價在於一批中國作家為時已晚地加入到國際“流亡作家”的譜系以及九十年代初期詩人們普遍來自政治和生存上的窘迫。流亡對於作家來說是一把雙面刃。那是“消失”與“關注”並存的狀態。“流亡是教人謙卑的最後一堂課。”這是來自約瑟夫-布羅茨基對流亡作家狀態的見解 。 1990年﹐北島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雖說是當代文學史的重大事件（我們不管斯德哥爾摩的任何意圖﹐但這在客觀上肯定了當代漢語詩歌的成就）﹐ 但並沒有給詩歌界與流亡文學帶來雄心壯志。國內九十年代頭幾年在壓抑的氛圍中要求努力遺忘政治﹖恰好國際政局動蕩﹐海灣戰爭成為對八十年代末創傷的一種迴避與遮掩物。先鋒們作為文學集體傾向偃旗息鼓﹐激進的持不同政見者在九十年代的進程中難以為繼﹐被迫放棄過期的主張在時光流失中成為溫和的國際主義者﹔斷斷續續的詩歌地下出版物與詩歌活動像缺乏目標的幽靈在各自有限的空間範圍游蕩﹐而詩人自殺現象則成為公眾輿論對詩歌有限的關注點。先是海子山海關臥軌﹐後是戈麥自殺與更為震驚的顧城夫婦慘劇﹐構筑了詩人悲劇的另一面形像﹐也間接地折射出那幾個年份詩歌不穩定的狀態。

也許是對國際社會的一種應對﹐經濟發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成為中國整個九十年代的社會政治與人民生活的最高意識。人們徹底相信八十年代已經蕩然無存。經濟生活磨滅了文化理想。企業神話取代了文學精英的地位。反腐敗與再就業探討中斷了政治分歧。與此同時﹐70年代以後誕生的新一代人的價值觀抬頭﹐更為功利的生活主張與唯我主義瀰漫在世紀末。娛樂業､時尚業､新聞傳媒､影視業､高科技產業導致了快速消費為特徵的中西方通俗文化大聯歡。頭腦靈活的前衛藝術家通過種種途徑在金錢與名望間達成平衡成為了新的入時人物﹐嚴肅的作家詩人們則略輸風騷﹐因為在眼花繚亂的現實中寫出不落俗套的作品不是一個文學技巧問題﹐而屬於比喧囂的現實冷靜的文化警醒能力與生活方式概括分析能力的把握問題。正是因為在喪失的政治理想與加速度的物質生活中﹐九十年代秉承了八十年代後期啟始的口語化寫作﹐口語詩､平民化的准韻律寫作成為民間乃至校園詩歌寫作的一種潮流﹐其自由活潑､激進放縱的可愛與其淺薄發嗲共存﹐最後在互聯網的平臺上﹐終於在新世紀綻放出新的詩歌景象﹕互聯網詩人與網絡詩歌已經成為新的一輪詩歌狂歡。

由網絡帶動的新詩寫作者儘管雨後春筍般冒出但註定是魚目混珠的一種書寫變異與詩歌變種行為﹐這對詩歌寫作者來說是一種輕鬆解脫﹐其副作用是詩歌以眾多過於不成熟的個性寫作成為集體性作品的簡單化。就象眾多網絡寫作者別出心裁的網名貌似一種個性符號傳達實則是一種極其局限的文化貧乏症候。詩歌與雞零狗碎的手機短信息的地位相等。在這種意義上﹐對庸俗生活現實簡單地總結與抽象形成的詩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詩歌危機。

世界正在改變。世界並沒有改變。

世界以前是不完整的﹐現在仍然不完整。這就是詩歌將永遠存在的理由。我敢肯定的是﹐漢語偉大的詩歌傳統並沒有因為世界表面的快速變化而喪失其典範涵義﹔面臨詩歌與人類語言藝術在社會種種知識極端化中所處的危機﹐詩人們首先應該達成一種共識﹐即何謂我們當今詩歌的轄域與功效﹖或者說何謂我們詩人所要承受的卓越的努力﹖我想當代漢語詩歌已經不是非理性文化政治體系時代的任何工具或武器。詩歌的高尚也許來自于華萊士-史蒂文斯所說﹐“是來自內部的暴力﹐保護我們抗拒外部的暴力。”它是想象力擊敗現實的壓力。它是個性對抗集體無意識的疫苗。同時﹐詩歌的想象力對應于我們的生活並忍受世界上的那些事物﹐這是詩歌與現實被允許的抗衡力。詩歌從不會因為宇宙飛船發射而喪失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地位。因為宇宙飛船或任何科學發明所引起的興奮是有限而短暫的﹐而詩歌的興奮則是長期無限的。我認為﹐詩歌以它自己特有的至高無上的形式證明它自身與事物的關係﹐並在通過語言建立一種現實社會不曾有的事物範例。我認為﹕詩歌是一種語言的倫理學。或者說﹐只有通過詩歌﹐我們才找到了語言的秩序感與道德。最後﹐請允許我引用愛爾蘭傑出的詩人希尼在《歸功于詩》中的描述作為我今天發言的結尾﹕詩歌所做的事現在與將來都將永遠為詩歌增光﹖這種能力說服我們意識的薄弱部份﹐相信其具有準確性﹐儘管週圍遍布錯誤的根據﹔這種能力還提醒我們﹐我們是價值的追逐者和蒐集者﹐我們的孤獨和痛苦是可信用的﹐至少它是我們真實人類的一筆保證金。

2004中國-杭州